新闻真实的证据学思考——新闻真实与司法真实的比较视角

关于新闻的真实性在法律上的意义，有人指出，大约百分之八十五的新闻纠纷诉讼案件是由新闻失实引起的。有关新闻真实性的理解充满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等等诸说的学术纠葛，笔者在此，不想在新闻学科内部就上述诸说在哲学认识论的层面上进一步评说，而是采取新闻学与法学比较的方法，以证据学的视角来考察和比较新闻与司法对真实的建构。     

不懈的追求——访山东省“五一文化奖”一等奖获得者王振宇

《球墨铸铁管》，35万字，冶金工业出版社，1990年；     

长城北纬40度内的珍酿

当我们端起手中的红葡萄酒．我们应该先向谁致敬，艺术家一样的酿酒师吗？还是决定葡萄品种特征的土地）亦或是不可琢磨的天气变化？在葡萄潜世界有这样一个定律，无论多么高明的酿酒师都不可能用不好的葡萄酿出好酒来还有人说好葡萄酒是种出来的．每一杯葡萄酒都会把生长的条件一点都不磨灭地封存在酒瓶里．让我们先向富饶怡人又富千变化的土地致敬！     

大力促进编辑出版学教学学科建设——在2005年“全国编辑出版学教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的讲话

参加今天的会议，感到很高兴。原因有三：一是过去在新闻出版总署曾经长期分管人事人才工作，对教育培训工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也可以说，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在这次会议上，有机会见到许多老朋友和新朋友，感到特别亲切和愉快。二是看到编辑出版学教学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感到很受鼓舞（记得大概10年前，在清华大学参加过一次编辑专业教学工作座谈会，出席那次会议的高校和代表都比今天少得多）。     

调查研究是一项基本功——《出版业调查报告——第四届“未来编辑杯”获奖文集》序

“未来编辑杯”衙文竞赛的参加者，是高等院校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两年一届，2004年举办的是第四届。这一届征文的主题，是面向出版活动的一份调查报告。这个主题得到了热烈地响应。院校推荐参评的文章共有116篇之多。这本文集共收获奖文章39篇，涉及出版活动的很多方面。一篇文章就是一份调查报告。每份调查报告都有可取之处。这本文集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出版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这本文集还告诉我们，大学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大有可为。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文化产业学——访《文化产业学》作者、长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刘吉发教授

在人类步入21世纪的今天，文化产业在经济界和文化界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由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刘吉发、岳红记、陈怀平撰写，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作序的文化产业理论专著《文化产业学》，近日已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该著作自问世以来，不仅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和好评，也深得关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广大读者的青睐。近日，本刊记者采访了该书主要作者，长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吉发教授。     

新闻的语言表达及经验问题

在阐述新闻的语言问题之前,必须对新闻活动的性质作一个解释.从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关于精神科学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在旨在征服自然的自然科学之外,还有陶冶人心、教化人类、在不同世代和民族之间促成沟通的人文科学,它也是精神科学的主导.伽达默尔指出,要"在经验所及并且可以追问其合法性的一切地方,去探寻那种超出科学方法论控制范围的真理的经验.     

基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中药制剂设计学课程教学改革

中药制剂设计学是中药专业的特色主干课程,不仅注重学生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学习实践技能,而且注重培养学生的整体素质。同时,为了满足社会对药学、中药学专业发展的需要,针对当前中药制剂设计学这门课程的特点,对中药制剂设计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及考核方式的改革进行探索研究,以期培养出具有综合素质的应用型创新人才,亦可为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苏式课堂下译林五下“Project1:Around our city”教学设计

苏州“鱼米之乡”的风格造就了温婉如水却又灵动如风的苏州人,千百年来,新旧府学一脉相承,苏州教育为人们创造出独特的苏式课堂.笔者认为,苏式课堂应具有以下特征一、以学为先,活动融合在现实里、体验中;二、以史为线,文化蕴藏在传承里、发展中;三、以生为本,教学运用在生活里、细节中.笔者平时对于小学英语Project综合单元的处理,用苏式课堂来看,设计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此,笔者根据学情,融合学科,重新设计教案,将苏式课堂整合入课本资源,提高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走向生活儒学

黄玉顺先生于2004年正式提出“生活儒学”。所谓“生活儒学”,是作者创构的一种儒学理论,倡导儒学“面向生活”。“生活儒学”作为一种当代儒学形态,意在发掘儒学蕴含的某些能够穿越时空、超越历史与地域的观念,使儒学能够真正有效地切入当今世界的社会生活。而于2017年12月出版的《走向生活儒学》一书是黄玉顺先生1998年至2004年间的学术论文的结集。之所以命名为“走向生活儒学”,是因为这段时间正是作者酝酿“生活儒学”理论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