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宋之际门阀士族由竞进到退让的历程

晋宋之际 ,政局多变 ,已趋于衰落的门阀士族积极投身政治运动 ,期冀在新王朝重振家声。随着刘宋皇权的日渐加强 ,统治者对门阀士族采取了种种限制、打击措施 ,迫使他们不得不从竞进转向退让 ,一步步退出了权力中心     

东晋门阀政治中的桓氏父子

在以门阀政治为特征的东晋政局中 ,士族与皇帝分享权力 ,士族有时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桓温、桓玄父子均以取得皇权为目标 ,最终却连门户也无法保全。桓温的失败在于没有充分理解门阀政治的运行规则 ,打破了门阀政治的平衡原则 ;桓玄的失败则体现了士族势力的整体衰落。     

论门阀士族与南朝官方史学的发展

南朝时期,皇权重新主导了官方文化事业建设,官方组织了参与程度深浅不等的各类史学撰述活动,在国史、起居注、典章制度、谱学等史学领域取得不俗成就。南朝官方史学发展,离不开门阀士族的广泛参与。门阀士族以浓厚的撰史意识和活跃的史学实践,完成了南朝史学官修与私撰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南朝官方史学乃至整个南朝史学的发展。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名士、高僧大量南徙,江左佛教盛于一时,"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公元340年),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谢安、桓冲与东晋皇权政治

东晋孝武帝时期，谢安与桓冲为了本门阀的利益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合作。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不仅受门阀政治的制约，更受皇权政治的制约，反映出所谓的“东晋门阀政治”实质上还是皇权政治。     

门阀制度的兴衰

维护门阀士族政治经济特权和崇高社会地位的门阀制度,形成于魏晋时期,充分发展于东晋南北朝时期,崩溃于隋唐时期。     

中古时期中央集权与赋役制度演变之关系

由于秦汉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体制,中央政府制定的赋税制度针对的是并不掌握权力的一方,晋初门阀士族形成后,经过南北朝、隋朝至唐中叶、赋役制度都是针对士家大族制定的,是中央政府与豪族夺劳力和土地的政策。中南后,赋役制度由重税人税户转变为重税产税地,由针对世家大族转变为针对并不掌握独立权力的富民,明清两代,中央集权高度集中,人口流动加速,明推行一条鞭法,清摊丁入亩,丁税最终被废除。     

唐代的书法世家

唐代是中国书法文化的兴盛期,不仅涌现出许多书法名家,而且形成了不少书法世家。书法世家在唐代的形成,既与毛笔手工书写的时代大背景相关,又与唐代尚好书法的社会大环境有密切关系。书法是唐代士族普遍注重的家学,成为士族保持优良门风的基本要求。唐代书法世家是士族保持家学和门风的结果,以唐前期最为繁盛。唐代中后期,随着士族“衣冠荡析”,门风废替,家学零落,书法世家也渐渐衰落。唐代书法世家承前启后,在笔法传承中发挥了接力作用,他们为法书名品的守护和递藏作出了积极贡献,还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碑志佳作,值得深入研究。     

北朝元氏家族与汉族士族婚姻考

元氏作为北魏、东魏、西魏的皇族,是北朝最大的家族。因其皇族地位,元氏家族的婚姻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甚大,是元氏与鲜卑各部落及其他民族融合,促进元氏家族汉化,笼络汉族士族,加强其统治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元氏家族与胡汉100多个家族通婚,有婚姻400余桩,涉及当时胡汉主要的士族。元氏与汉族士族的婚姻以北朝后期为多,现可知北朝时期元氏与40余个北朝本土汉族士族通婚134桩。元氏通过与汉族士族的婚姻进一步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稳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也在婚姻中进一步学习汉文化,加速其汉化进程。元氏与7个南来士族通婚,包含了东晋至梁代的皇族。与南来士族的婚姻,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化并吸引更多的南朝士族投奔北朝。对元氏与其他士族婚姻的探究为元氏及相关家族、北朝政治社会等研究提供相关学术资料和研究视角。     

唐代士族妇女婚姻研究

唐代婚姻重门第尚阀阅,所以士族女子不愁出嫁问题,但是她们仍然没有自主权,只是在离婚扣再嫁方面相对自由。又因为其早年在本家大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和清流家风的化育,所以在为人媳时能帮助舅姑管理家政,能得到舅姑的宽容;在为人妻时能更好地劝勉丈夫建功立业;在为人母时能更好地教育子女,垂范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