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门阀政治形成拾遗:从“故事”谈起

东晋门阀政治,其作为一种政治形态,有从传统、先例方面对其进行源流的考察的可能,从中论证门阀政治与"孙吴故事"的联系,并且得出门阀政治是以"孙吴制度"为蓝本,扩大其中皇权与豪(士)族共治的程度而来的结论。最后,重点从南渡士族、南方士族、司马睿三个方面分析他们各自在当时局势下的心态及政治选择,最终,三方达到共同的平衡点——"孙吴故事",而真正促使了门阀政治的形成。     

宗王出镇与刘宋政局

刘宋在西晋之后继续推行宗王出镇制,其根源在于门阀势力仍然较强,皇帝不得不任用家族成员以保持力量对比上的优势。这一制度对刘宋政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在刘宋初期对巩固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出镇宗王势力过大,在孝武帝以后开始成为皇权的威胁。孝武帝及明帝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出镇宗王的势力,却导致了异姓势力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刘宋王朝的灭亡。     

门阀士族的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影响深远,此历史阶段,门阀士族入仕途径的变迁记载了门阀制度的盛衰历程。"九品中正制"与"科举制"是这段历史时期门阀士族进入仕途的两大主要途径,这两种入仕途径与门阀制度的盛衰存在重要关系。     

书香门第:江南士族门阀的文化隐喻

门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依赖的社会形态、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士族家族等方面。新时期魏晋士族研究的成果还是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质量,仇鹿鸣沿用政治集团分析学说,对士族门阀的文化转型进行了新的考证,视野相当灵活。士族门阀与书香门第有着文化隐喻关系,从中国文化内在演进理路分析,书香门第已经成为士族门阀在江南的文化隐喻,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这涉及古代文化从原生到发展过程中认知模式的投射,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和特征的了解和认识。     

从谢氏家族文化的改变初探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

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家族文化在玄学传统之上进行微调,形成了“家风之变体”。此“变体”之“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吸收儒学为应世工具,对家传玄学中的“情、礼”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吸收法家治国方略,使谢家家族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第三,家传玄学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不拘礼法、狂放不羁转为“止足”内敛。然而,究其原因,南朝士族门阀制度的衰落是谢氏家族文化改变的根本原因,而家族文化的改变又反映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历史现状,且二者时间点吻合。因此,谢氏家风之改变并非偶然,其后透露着士族门阀制度衰落的末世之音。     

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     

琅琊王氏与齐、梁、陈三朝政治之关系

由于刘裕对门阀士族政治的限制，故刘宋以后琅琊王氏成员之政治生活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在朝廷政治中的逐渐淡出，因此不同朝代君主之政治理念，也便成为影响这些士族子弟参政的重要因素，加之齐、梁、陈三朝易代频仍，这样就更需要琅琊王氏之成员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虽然齐、梁、陈三朝以后琅琊王氏之后人靠其祖宗之基业在朝廷政治中均有不俗之表现，在伦常婚姻方面也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但此时琅琊王氏之出世入仕只不过是作为朝廷政治之点缀，已经失去以往士族群体与朝廷政治之特征。     

人物品藻与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时期的人物品藻由于远离了现实政治而具有发言玄虚、偏于审美的倾向，成为名士们自我标榜和互相吹嘘的一种习尚。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中一则品藻轶事的分析释证，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东晋门阀政治的若干信息以及王、桓两大高门间在家世门风上的差异。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