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

北魏孝文帝定代人姓族之举,在北魏发展史上是一件极重大的事。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前后,都有改定代人姓族的事实。而在这一过程中,改鲜卑勋臣八姓中纥奚之奚为嵇的事例,看似个案,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表明孝文帝在推行汉化改革过程中,不止一次改定代人姓族的史实;表明孝文帝对汉四姓认识的逐步清晰和门阀观念的增强;表明在这个过程中皇权力量的人为干预,即君主的力量可以按历史发展的变化,重新编排他们的次序、改变他们的姓氏。     

书香门第:江南士族门阀的文化隐喻

门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其依赖的社会形态、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士族家族等方面。新时期魏晋士族研究的成果还是保持着一定数量和质量,仇鹿鸣沿用政治集团分析学说,对士族门阀的文化转型进行了新的考证,视野相当灵活。士族门阀与书香门第有着文化隐喻关系,从中国文化内在演进理路分析,书香门第已经成为士族门阀在江南的文化隐喻,从士族门阀到书香门第是一种向文化本真状态的回归,这涉及古代文化从原生到发展过程中认知模式的投射,能够加深我们对自身国家和民族文化发展和特征的了解和认识。     

门阀士族的文化特质与寒人的兴起

南朝寒人势力在政治上的兴起,文化素养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是其重要因素。自永嘉之乱,来自北方的门阀士族大多迁徙到江南地区,北来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江南地区文化取得长足发展,寒人也从中受益,南朝寒人兴起也正是门阀士族对江南地区文化开发的重要结果之一。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琅琊王氏与齐、梁、陈三朝政治之关系

由于刘裕对门阀士族政治的限制，故刘宋以后琅琊王氏成员之政治生活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随着门阀士族政治在朝廷政治中的逐渐淡出，因此不同朝代君主之政治理念，也便成为影响这些士族子弟参政的重要因素，加之齐、梁、陈三朝易代频仍，这样就更需要琅琊王氏之成员对不断变迁的社会政治作出适应性的选择。虽然齐、梁、陈三朝以后琅琊王氏之后人靠其祖宗之基业在朝廷政治中均有不俗之表现，在伦常婚姻方面也有与皇室通婚的情况，但此时琅琊王氏之出世入仕只不过是作为朝廷政治之点缀，已经失去以往士族群体与朝廷政治之特征。     

人物品藻与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时期的人物品藻由于远离了现实政治而具有发言玄虚、偏于审美的倾向，成为名士们自我标榜和互相吹嘘的一种习尚。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中一则品藻轶事的分析释证，发掘出其中所隐含的东晋门阀政治的若干信息以及王、桓两大高门间在家世门风上的差异。     

从郑生和李益看唐代士人的婚恋观念

唐传奇中表现士人与地位较低女子恋爱的小说颇多,《李娃传》和《霍小玉传》都是其中的名篇,但是结局却不同,一是喜剧、一是悲剧。从郑生和李益两位男性形象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唐代士人心中对浪漫爱情的渴求,但他们的婚姻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却受到门阀意识的影响。     

东晋南朝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

东晋南朝时期门阀制度的社会基础的基本特点，包括政治、经济、思想和伦理四方面。作为东晋南朝社会主体的世家大族集团（即士族），为维护其特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官吏的选举、庄园经济的经营、世代家学传统、宗教信仰、编定家谱、以及限定通婚范围等方式，严格区分了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使东晋南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门阀等级社会。     

门阀士族与刘宋宗室内乱

随着刘宋政权的建立,东晋士族门阀政治日趋衰落,皇权政治逐渐复兴。但门阀士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是皇权依靠的重要势力,他们与新起的庶族、宗室等力量不可避免地展开了权力的争夺。细绎每一次刘宋宗室内乱,都可以发现门阀士族的身影活跃其间。可以说,在宗室内乱中,高门与寒庶、高门与皇权之间的斗争是一味重要的催化剂。     

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

军权,历来是政权的核心,掌握军权是控制政权的关键.终晋之世,琅琊王氏未改变其在东晋政坛的门阀地位,但其显然经历了一个由琅琊王氏一门独大到先后为庾、桓、谢、太原王氏分享门阀政治特权的过程,即由"王与马,共天下"转变为与其他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琅琊王氏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