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东晋外戚政治的时代特点

外戚政治是皇权的延伸,东晋士族门阀的强大势力决定了皇室婚姻的决策权受到高门士族的制约。本文从皇室婚姻、外戚家族政治几个方面来研究东晋的外戚政治,希望有助于对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政治面貌的认识和了解。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档案兴盛的原因——从制度方面进行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档案的兴盛,和当时的经济、政治制度是分不开的.在当时庄园制的经济制度下,政府与地主之间的人口争夺,使谱牒档案的利用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门阀制度和九品中正制的政治制度下,人的命运和谱牒档案紧密相连,家庭背景决定了个人的前途,这也使谱牒档案成为社会的重要内容,从而使谱牒档案盛极一时.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论唐爱情传奇中的市民意识

唐爱情传奇中的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封建婚姻的反抗与不满 ,他们的行为带有强烈的市民意识的色彩 ,因而爱情观是唐代市民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西晋文人的悲剧人生

西晋之世，统治者不重文学．文人多依附于势力不断发展的世家大族。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十分复杂，残酷的杀戮此伏彼起．从贾杨争权到八王之乱这么长时间内，文人在政治的漩涡中旋转浮沉，灾难和不幸不时地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大批地杀戮是前后几代都极为少见的。西晋文人的人生．实在是悲剧的人生。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 ,名士、高僧大量南徙 ,江左佛教盛于一时 ,“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 ,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 ,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 ,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 (公元 340年 ) ,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 ,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 ,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 ,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 ,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略谈孙过庭《书谱》的中国书法史背景

近年来学界对《书谱》的研究有大量的成果,笔者发现由于不同作者知识结构的差异性、学养的不同,以致对《书谱》的研究各执一角,以往大量文献多分别从考据、书法技法或单纯从美学、哲学角度分别探讨《书谱》,似乎缺乏独立出各种必要的系统的历史语境进行探究。因而本文将试图从梳理《书谱》产生的书法史背景方面为《书谱》的美学思想研究勾勒出一个较完整的框架,为《书谱》的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簿状谱牒”档案

时下备受推崇的"家庭档案"早在魏晋时期曾盛极一时。魏晋南北朝是谱牒档案的兴盛时期,随着九品中正制下士族门阀制度的深度发展,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簿状谱牒"作为士族选官,联姻,论人的依据,凸显其政治功能以及趋向整体性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簿状谱牒"也逐渐演变为豪门士族垄断仕进,操控国家政权,专权腐化的工具。最终,伴随着门阀世族的衰落、庶族地主的兴起以及选官制度的改革,官修"簿状谱牒"自这一时期以后逐渐走向衰落。     

3—9世纪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兼论郡望内涵及功用的演变

崇重旧望是3—9世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它形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因有多种,但旧望世代拥有文化和人物上的优势及旧望名士在宗族乡党中所起的精神领袖作用才是最根本的因素。唐代崇重旧望的价值观更为发展,表现在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更为深广,如标榜郡望之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限于士族阶层,至唐代则蔓延到全社会。郡望的内涵和功用有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由战国秦汉时期指“原籍的郡名”演变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指称“郡中显贵的士族”;由明确祖籍所出之基本功用发展为具有了区分士庶尊卑贵贱、维护门阀社会等级制度的礼的功用;至唐代,则蜕变为一种象征士族传统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失去了礼的功用。     

两晋南朝名家先世故事象征意义及故事的讲述

两晋南朝时期的门阀谱牒,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来看,其意义并非单纯地记录历史,而是建立起某种相对于现实的参考坐标。在这个过程中,对“先世”荣光的集体“追忆”成为一种精神上的溯源仪式,而将家族集体记忆中的“先世”故事变为和现实同构的某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