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井上哲次郎武士道论的成立——东西洋的对抗与日本的定位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的武士道论,曾对日本近代武士道的发展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他为构建适合近代天皇制国家需要的意识形态,首先立足于"东洋对抗西洋"(东方对抗西方)的思想构图,充分借助以儒学为主的东洋传统思想资源,论证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的传统在面对西洋文明时固有的价值甚至优越性;然后为适应日本在近代世界强权政治舞台上的崛起,刻意区别于来自中国的儒学,重新"定位"本国文化,构筑了一套关于所谓日本特有的武士道传统的学说,以论证日本在东洋(以至世界)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井上从"东洋对西洋"到"日本对中国"、"武士道对儒教"的思想历程,典型地体现了在近代日本所谓"传统"被重新创造出来的过程。     

儒学与民主: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的近百年变化

鸦片战争后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民主观念,在20世纪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是文化保守主义也对民主观念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关注、认肯与吸纳,力图把儒学与民主观念结合起来。本文选取了五位有代表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徐复观,考察他们对儒学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所作的思考与探讨,以揭示文化保守主义民主观念近百年变化的总体走向与基本脉络。     

试论日本江户时期儒学在民间的普及

日本的江户时期(公元1613～1867年)适逢儒学盛极一时,在幕府的大力扶持下,儒学思想在日本不仅上升为官学,更迅速渗透到日本普通民众中间,深深地影响着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作者试通过考察儒学在日本民间的传播和普及来剖析儒学如何被日本普通民众所接受,并在日本社会深深扎根下来.     

东魏北齐汉化及其文教建设——兼和陈寅恪先生请教商榷

东魏北齐出于治国的政治需要,曾发生了胡化的逆流,但同时也在积极推进着汉化。从文教建设来看,其汉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修立国子寺及各州郡学校,研习儒经,敦述儒风;推崇汉族礼乐,思弘古典,遵照汉礼行事;恩接南朝入齐文士,令其参加文教建设。     

李大钊的儒家文化情结

李大钊认为,孔子有“实在的孔子”、“历史的孔子”和“世界的孔子”三种存在形态,对不同类型的孔子应区分对待,儒家的修养观和境界观、儒学的主体精神和创新精神仍对现代人有所裨益。这正是李大钊的与众不同和过人之处,它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论董仲舒对儒学的改造与发展

董仲舒以先秦儒学为基础,以道家的天道观和阴阳家的思想为理论依托,充分吸收法家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主张,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成就自己为一代儒学之宗。同时,改造后的新儒学适应了汉武帝时期加强专制集权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让儒学一跃而成为正统思想。     

孔子及儒学的新生与中国的文化选择

近几年,孔子及儒学以其正面形象再次展现世人面前。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人人喊打的反面教员”,而今成为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代言人”和“中华文化名片”,这种不可替代性,表明他的强大生命力。从国内民间发起的600余万儿童“读经”活动,到政府在海外迅速建立100所“孔子学院”的重大举措,都预示着孔子及儒学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从世界一些知名国际媒体,多以孔子及其思想,或作封面,或作标题,到中国本土老板们不惜花费巨资、坐着飞机到北京听取孔子思想的教诲,表明孔子及其思想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并走向世界的一种精神力量。从中国百姓对道德的强烈呼唤,到“以德治国”和“八荣八耻”相继问世,都在重新发现和开发利用儒家伦理的智慧资源。总之,随着中国文化再次走向世界,2557岁的孔子也再一次更大空间的“周游列国”。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命运,似乎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它的起落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而今,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孔子及其思想再次被关注,应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否孔、批孔和倒孔,已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种过错,当代中华儿女将以中国有孔子而荣耀,为有儒学而自豪。 本文为纪念孔子诞辰2557年而作。     

先秦儒学人性论梳析

孔子的性近习远说是教育观察的一个结论,而不是纯粹的人性思想。其后《大学》与《中庸》则有了抽象化的人性论。孟子与荀子把人性本体推向绝对,导致悖论。对人性论的理解涉及到对仁礼关系的理解。正确认识先秦儒学人性论和仁礼关系,对我们建构和谐社会大有启发意义。     

儒学人文精神在经典文学中的传承及其当代意义

承载儒学人文精神的经典文学整体上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其中蕴含的乡国情怀、亲情友爱和人生感悟等人文精神是儒学在经典文学中更为根本的一种内涵传承,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个性形成提供了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经典文学代代相传的文化长河中探究儒学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心理的个性形成及其二者相生相息、互涵互动的关系,对儒学人文精神在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做出评估,探究当代民族文化心理的历史渊源,其潜在价值给人们提供了研究新儒学发展与当代文化心理形成的广阔视野和新颖角度,也为认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及其独特发展规律的提供了可能性,对当代青少年的人格塑造和感情熏陶和大力倡导、积极塑造21世纪新儒学的文化内涵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宋僧人契嵩对儒家孝道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孝道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儒家和佛教都主张“孝”,但两家关于孝的思想理解存有巨大分歧。北宋僧人契嵩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传播佛教,对儒家孝道思想进行了吸收融汇,从而丰富了佛教关于孝的思想理论,为佛教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孝道文化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