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娱乐业时代”应把握的度及应对策略——由《娱乐至死》引发的思考

全球已经进入到娱乐业时代,娱乐文化对电视媒介构成了深度渗透。同时新媒介波及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当年波兹曼对娱乐业时代的反思。本文借助波兹曼对娱乐的相关思索,结合我国的娱乐文化与电视媒介的紧密关联带来的不利因素,结合国家近日出台的相关政策,思考究竟怎样把握度,采用恰当的策略,才能避免电视娱乐文化的泛滥,避免娱乐危机。     

“限娱令”和“限广令”热议下的冷思考——当前电视发展的对策探析

“限娱令”和“限广令”的出台给当前的电视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冲击,面对这一“重磅打击”,本文将从电视功能的平衡、节目的创新及长远效益三个方面浅谈电视发展对策.     

省级卫视打响娱乐节目保卫战

2012年起正式生效的"限娱令"使得多家上星卫视的娱乐节目陷入窘境,在全国娱乐节目大规模重组和调整下,省级卫视更将娱乐节目搬上了视频网站,并寻求同视频网站的更进一步合作,打响了娱乐节目保卫战。     

在泛化与控制之间——从“限娱令”看中国电视调控体系的不足

“限娱令”的颁布对遏制电视荧屏的过度娱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暴露出中国电视调控体系的不足:媒介规制对电视的属性定位不明确、电视功能的发挥失调、评价体系不健全、受众对传媒的监督权的行使不到位、版权保护不完备.电视过度娱乐的治理不应只有广电总局在起作用,应健全媒介规制和相关法律体系,使国家媒介规制、主管部门、社会力量及媒体自身协调形成的合力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之道

中国好声音自2012年7月年开播以来,一路冲破收视高峰,掀起全民讨论的热潮。本文从节目制作、主体性、情感因素及微博营销等四个角度分析该节目的成功之道,以期对当下的电视节目提供借鉴和启发。     

“限娱令”出台背景下的地方卫视发展研究

国家广电总局在2011年7月专门召开了"关于防止部分广播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座谈会",随后的10月21日,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民间俗称"限娱令"),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改革建议。本文从政策解读、总体战略、具体措施三个方面就《意见》提出后地方电视台发展的前景进行思考。     

“限娱令”:终结一场华丽的“闹剧”

近几年来,国内所有电视节目都在飞速发展,尤其是娱乐节目。但正当中国电视娱乐争相竞开之时,为何颁布这条"限娱令"呢?学界对此的讨论也从未停止过。从学理上看,"限娱令"究竟意义几何?若解答,需从传播学的角度对此进行解读。     

透过“限娱令”看广播电视规制转型

电视媒体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呈现过度娱乐化、低俗化问题,在生存竞争中忽视了电视媒体应承担的社会责任。针对泛娱乐化的愈演愈烈,广播电视规制进行了改革,通过颁布"限娱令"系列文件,利用行政手段加强对电视媒体在节目类型、节目时长、节目编排等方面的具体监管,由以往"放养型"、"警示型"监管转为严格把控型监管。     

由“限娱令”热议引起的冷思考——以江苏卫视《非诚勿扰》为例

随着广电总局＂限娱令＂的下发,再次引起了各界人士对于电视娱乐节目过度娱乐化的热议。娱乐节目的宗旨本是为了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而如今的娱乐节目越来越走向低俗化的全民娱乐进程,众多上星卫视策划了各种具有轰动效应的相亲交友节目,通过各种手段进行炒作甚至以冲击道德底线来博取收视率,使得节目导向游移,造成全民娱乐化的影响。＂限娱令＂的出台,正是对这种过度娱乐化现象的悬崖勒马,不仅对电视相亲节目在道德价值上起到约束作用,更是为我国电视娱乐节目的伦理失范现象敲响了一记警钟。     

论“限娱令”对泛娱乐化趋势的影响

随着"限娱令"等政策的出台,电视监管部门正在对电视文化的泛娱乐化发展趋势进行调控,但从"量"的方面消除泛娱乐化趋势是不够的。本文通过对"限娱令"所限节目的分析,探讨了电视、网络媒体泛娱乐化的特征,指出了泛娱乐化是大众媒体市场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呼吁媒体人士高度警觉这一现象,并在媒体市场化浪潮中承担起自己的社会道义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