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经略台湾考辨

隋炀帝三次派人入海,到达台湾（时称流求）进行“抚慰”、“慰谕”,前后历时六七年之久,说明隋朝很重视台湾,且有长期经营台湾的打算。但是第三次行动后不久,隋朝国内环境恶化,隋朝力量被迫从台湾退回,从而中断了对台湾的经略。虽然如此,隋朝这些活动延续了三国时期吴国对台湾的经略,加深了海峡两岸的交往,为之后宋、元在澎湖明确治权,并以澎湖遥制台湾奠定了基础。     

罄竹难书

隋朝末年,李密曾做过瓦岗山反隋义军的首领。李密少年时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以放牛为生,常坐在牛背上读书。有一次,李密听说名士包恺很牛,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     

大运河江苏段遗产生态修复价值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大运河江苏段作为重要文化遗产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及经济价值,因此,对其遗产生态修复价值的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从历史价值、自然环境价值、社会属性价值三个层次,构建了生态修复价值评估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对沿线城市生态修复水平进行聚类分析,分析了不同城市在生态修复方面的优势和不足,并据此将它们分为不同的类别。提出了“一个转变,两个衔接,三方支持及四个途径”的建议。生态修复遗产资源,运河沿线城市共建共享运河文化带,不仅对大运河江苏段的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我国其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文化基因视角下大运河徐州段红色文化传播路径研究

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非常重要的交通线,更是一条流动的文化血脉。尤其在革命年代,大运河被赋予中国特色的文化基因。通过引入大运河这一线性文化遗产,把人物、故事、遗址串联成体系,探究徐州大运河文化传播现状存在传播途径单一、体系化缺失、辨识度不高、文化育人功能缺位等问题的解决办法,构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网络传播融合发展的大运河徐州段文化传播路径,对大运河徐州段的文化资源梳理、传播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苏北水文化景观格局生成探讨 ——以大运河为中心

大运河苏北区域层面的空间认识与架构不仅关系到自身人居生态特色打造,更关乎文化带建设的整体格局.通过对苏北水文化景观格局形成过程及成因的分析,建立苏北水文化与大运河文化的认识统一性.苏北水文化景观系统是以大运河开凿、维系为引擎,经历漫长历史进程形成的.大运河以及与之有着密切关联的水利、聚落、农业等遗产以及水系、历史地貌要...     

大运河生态文化视野下的美丽中国建设研究

分析大运河生态文化与美丽中国建设的相互关系,理清古老的大运河文化蕴含的丰富生态文明成果,将大运河生态文化作为推动美丽中国建设的源动力.不仅从上下联动、生态补偿、流域性平衡、可持续发展4个方面提出传承运河生态文化、构建美丽运河建设机制的建议,而且就以运河生态文化引领打造美丽运河三条走廊,提出具体的方法和路径:修复河岸环境...     

气候与漕运：《清口灵运碑》所见1626年的南旱北涝

历史上的气候与漕运问题值得关注,《清口灵运碑》记录了天启六年(1626)气候异常与通漕不畅的史实。该年南旱北涝导致黄强淮弱,洪泽湖无法蓄积足够的淮河清水冲刷黄河泥沙,地处南北地理分界线以及黄淮运交会处的淮安清口,漕船大量滞留积压。作为应对之策,治河没有采取工程量巨大的另开河道之策,而是在人为疏浚的同时采取了相对简便易行的求助神灵的办法,祈祷黄河水神金龙四大王减弱黄水以不侵淮,又祈祷淮河水神张将军增强淮水以御黄,希望清口故道畅通。祈祷后不久,恰巧大雨倾盆,旱情缓解,漕运通畅。事后为兑现所谓河神显灵的承诺,修庙立碑,奏加封号,这一过程促进了水神信仰的传播。黄淮运关系协调是漕运系统正常运转的保证,神灵信仰作为统治者管理国家的手段,尽管充斥着迷信荒诞的成分,但在灾害应对和河漕管理中也起到了安定人心、组织动员等作用,展现了传统时代治黄为保漕的国家治水理念。     

大隋三十八年藏书及整理

大隋建国仅三十八年，但在图书事业上取得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隋在比较完整地接收前朝藏书的同时，又大规模地多次组织民间征书活动，并大量地抄书以扩藏量。隋整理图书活动从没间断，取得的成就也很大，因此对周边国家和大唐盛世图书事业的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名人与植树

3月12日是我国的植树节。在植树节到来之际，笔特收集了几则古今名人植树的故事，以飨读。 隋炀帝登基后，下令开凿通济渠，虞世基建议在堤岸种柳。隋汤帝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就下令在新开的大运河两岸种柳，并亲自栽植，御书赐柳树姓杨。享受与帝王同姓之殊荣，从此柳树便有了“杨柳”之美称。[第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