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雅各《孝经》看孝文化典籍英译

孝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孝文化典籍英译在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理雅各英译本《孝经》作为中华孝文化典籍英译中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至今仍被奉为经典译本。文章拟从生态翻译学中的不同视角来深入剖析理雅各《孝经》,这在孝文化典籍《孝经》英译研究中至今尚属首次,希望能为《孝经》以及孝文化典籍的英译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论语》英译的困境及认知——以理雅各与辜鸿铭的英译本为例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而孔子的思想亦即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因此《论语》的翻译工作,对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以辜鸿铭和理雅各的英译本为参照蓝本,探索困境所在并提出异化翻译策略优势,旨在为更准确的翻译《论语》提出见解。     

意识形态操纵视角下理雅各《孝经》译本探究

文章基于勒菲弗尔的意识形态操纵理论,分析了理雅各《孝经》译本的特点,即细腻精确的文本理解、措辞准确的语言表达、详尽细致的文本注释,并探讨了意识形态操纵理论如何影响理雅各对翻译策略的选择。     

理雅各西传“四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19世纪英人理雅各将“四书”译为英文,传播到欧洲.时至今日,其译本依然被西方汉学界奉为圭臬.文章重在梳理国内外学人对理雅各译介“四书”的研究状况,以期对英国汉学的系统研究有所助益.     

三粒纽扣的启示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一次,他在检阅军队时注意到许多士兵上装都很整洁,可是右袖口的背侧都有一团难看的污渍,便问随行的军官雅各是怎么回事。雅各答：“士兵们为了图方便,每次脸上出汗或有其他脏东西便用袖口去擦,日子久了就成了这样子。”     

从《孟子》两译本看翻译的历史文化观

理雅各与刘殿爵的《孟子》不同译本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尊为经典。但两个译本之间在段落、章节的编排、词汇、文体的选择以及文化承载词汇、短语的翻译方式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就是苏珊巴斯奈特所提出的文化翻译论。在文化翻译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这就使得研究同一作品在不同时代的译本之间的差异显得格外有价值。     

古诗英译的语篇叙事视角处理

中国古诗的英译事业自1871年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的《诗经》之后日渐繁荣。随着译诗实践的增加,古诗词英译的困难使人们觉得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最初的古诗词英译研究者主要是翻译实践者,他们将自己的译诗经验和感悟加以阐释,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形成了独特的译诗观。     

文学人类学视阈下“雅各诡计”的新解读

希伯来第三代族长雅各是圣经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早年巧取孪生兄长以扫“长子名分”的一系列行动历来为人们所诟病。然而,弗雷泽独具慧眼,在《<旧约>中的民俗》一书中从人类学角度出发,对“雅各诡计”进行了全新解读：《旧约·创世纪》处于末子继承制向长子继承制过渡的复杂时代,作为次子的雅各才是真正的合法继承人;乔装打扮时所用的羔羊皮实际上是对“山羊产子”仪式的合法拟制。在澄清神学视野、提供世俗化阐释上,弗雷泽为读者从其他角度对圣经人物进行多元形象分析提供了颇有助益的启迪。     

基于语料库的《论语》译者风格研究——以理雅各、华兹生英译本为例

基于语料库技术,该研究自行构建一个小型语料库,并利用Antconc4.2.0检索软件对《论语》两个英译本(理雅各和华兹生译本)进行了对比研究。该研究专注于词汇和篇章两个层面,旨在探讨翻译目的、译者身份、显化策略以及语言差异对译者风格的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两译本的译者风格既有共性又有特性。在共性方面,两个译本都注重强化译文的衔接性,强调添加连词、人称代词主语等方式。在特性方面,华兹生作为学者型汉学家,词汇丰富度更高,主要采用异化策略来翻译文化负载词,且显化策略在连词使用上更为突出;相对而言,理雅各身份为传教士型汉学家,他的基督教倾向在译文中更为显著,语篇也更为简洁且流畅。     

《诗经》英译显化研究——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独特魅力也为世界其他民族所喜爱。自18世纪以来,《诗经》英译版本陆续出现,扩大了《诗经》的影响范围。其中,英国翻译家理雅各的《诗经》译本影响广泛、独具特色。在《诗经》英译的过程中,译者需要花费更多的笔墨去诠释与复原原文,才能够使目的语读者理解原作之意。该文以理雅各1871年《诗经》译本为例,以克劳迪显化方式为划分方法,从强制性显化、非强制性显化、语用性显化3个方面,研究显化在译文中的应用,以期对中国典籍英译中的“显化”现象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