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尚色心态的变异与汉语构词

由于文化、风俗、传统的不同，人们对于色彩的好恶不尽相同，本文通过对我国历代尚色心态变异的阐述，指出这种变异不仅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并直观地反映在汉语语汇上。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试论中国绘画的意境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对中国画意境的精辟概括，要创立意境，表达意境，必须处理好形与意、尚意与创意、意境和想象的关系，即做到意与形的统一、尚意与创意的统一，意境与想象的辩证统一。做到三者的辩证统一便能领略绘画天人合一的诗情画境。     

魏晋六朝文学尚“清”成因与特色

魏晋六朝学审美价值取向明显尚清。魏晋以来的谈玄风气盛行促成了魏晋六朝学尚“清”审美价值取向形成;魏晋以来士人们人的觉醒意识表现为对个体仪表风神“清”趣的崇尚,对“清”的理想人格的追求,影响到学领域形成尚“清”的审美价值取向;佛教传入对士人心态情趣的影响亦带来学创作中的清美好尚。建安迄于正始时期学主要表现为清峻、清简;西晋学崇尚清丽、清华;东晋时期学偏向于清淡、清雅,而南朝学最终走向清绮、清丽。     

试论苏轼诗文的"奇趣

苏轼诗文之"奇趣"主要在"理趣"、"雅趣"、"谐趣"以及"境与意会"等方面。"理趣"之形成有社会和个人的原因,表现为尚论、尚理、尚意;"雅趣"即"以俗为雅",一方面提升了宋代文学的品位,一方面又使文学得到普及;"谐趣"即幽默,是苏轼艺术化的生活态度,又是他的一种艺术趣味;"境与意会"主要表现了苏轼对意境之美的追求。     

魏晋风度与新体书法之神韵

汉魏间之旧体书法——章草、楷书,高古而质朴,谓之"古质";东晋中期经王羲之革新出的新体书法——楷书、行书和草书,则呈现出一派新妍之貌:流美妍丽,飘逸洒脱,婉转纵逸,"文质彬彬"。这一崭新的书法意象与魏晋时期的人物品藻、审美时尚、文艺思潮、欣赏人格个性之美、尊重自我价值等时代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骈文的隶事用典与国人的尚古意识和崇经征圣传统

用典,古人也叫用事,在先秦的古籍中已现端倪,但那只是修辞手法,却并非文体特点。只有魏晋以后,骈文正式出现,才开始襞积典事,炼词铸句,一句一典,精加雕琢,“用旧合机,不啻自其日出”,达到自然高妙,博雅含蓄的艺术效果。 《文心雕龙·事类》篇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徵义者也。至若胤征羲和,陈政典之训;盘庚浩民,叙迟任之言:此全     

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及其意义

唐“法”是一种特指，它是唐代人追求和树立书法艺术法度，并通过法度反映书法艺术规律，形成书法艺术学习与创作的规范，寻求文化传播等规则的过程与结果。并且随着发展，逐渐成为后人的一种普遍认同。南北书风的合流促使了唐法的确立，初唐、盛唐与晚唐书法在表现上各有不同，这一过程中，唐代的政治、文化、宗教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因素为书法的尚法提供了条件。楷书和草书体现着唐代的书法规则，也是唐代书法的最高成就。唐代尚法书风的形成更是直接受到同时代书法理论的滋养与促进。唐人尚法书风的形成，不仅提高了书法的社会地位，而且使书法成为传统文化的标志，成为一种文化的认识方式而作用于其它艺术，还为后人提供了长久学习、遵循与仿效的范本。现代中国书坛仍然需要唐人崇尚书法的精神。     

尚可喜之降与毛文龙之死

尚可喜降金与毛文龙之死是密切相关的,毛文龙被杀后,东江镇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部相互攻杀兼并,在这种兼并斗争中,尚可喜与沈世魁结下了不解之怨,沈世魁日后"寅缘得岛帅",便欲置尚可喜于死地,尚可喜走投无路,被迫走上了降金的道路.可以说,尚可喜的降金是毛文龙死后东江镇形势变化的结果,毛文龙之死是构成尚可喜降金的间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