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运转关：论汤惠休诗歌的诗学意义

刘宋时期诗风大变,被称为“诗运转关”,汤惠休是此期的殿军。他学习吴歌、曹植、楚辞而新变,以“缘情”的文学本质论和“芙蓉出水”的诗学观念,引领诗坛向重视情感、自然平易方向转变。汤惠休完成了诗歌的世俗化历程,是宫体诗的先驱,是齐梁诗歌句式定型的促进者;而作为僧人,他又是释子作艳辞的先驱,是僧俗以诗交友的典范。汤惠休诗韵波及后世,历千载而不衰。     

功能视阈下《罗密欧与朱丽叶》序诗本土化汉译探析

莎翁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剧本结构形式上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戏剧的显著特点,那就是它有一个以十四行诗形式呈现的序诗.在分析该诗文本类型和功能并对比了四位著名莎剧翻译家的译文基础上,受詹姆斯?霍姆斯所提出的诗歌翻译的"类比形式"启发,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说唱艺术形式,采取了本土化的翻译策略,尝试提出了该序诗的新译文.     

唐代闺怨诗传播发展轨迹略论

闺怨诗是我国诗歌中的古老题材,经历了漫长的传播发展过程.唐代闺怨诗的传播发展在各个阶段呈现不同的时代特征:一是沿袭南朝诗风;二是题材丰富,拓宽诗歌表现空间;三是情感更为深沉,注重对现实的描写;四是具有绵密软媚与基调悲凉两种风格.     

杨万里的童趣诗及其儿童观

学界对杨万里诗歌的研究,多关注他的政治诗和写景咏物诗,少有人提及他的童趣诗。其实,童趣诗恰恰是最能体现杨万里创作的最高成就的诗歌。有鉴于此,文章试图通过对杨万里童趣诗的解读,以彰显杨万里的儿童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杨万里的儿童心性、人生哲学和理论兴趣对其此类诗作的影响。     

鲍照《拟行路难（其七）》的诗旨和作时

鲍照《拟行路难（其七）》“愁思忽而至”的诗旨在于抱怨其仕途不得志与时局的险恶莫测,并借蜀帝杜宇的典故,微言昔日刘裕为篡位登基而废杀晋恭帝司马德文之事件,从而感慨人生苦难无常。本诗的写作时间,应在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前后。     

司空曙涉佛诗述论

司空曙是“大历十才子”中的重要一员,其现存诗歌中有41首涉及寺庙、僧侣、佛学术语等佛教因素。司空曙所受佛教影响,一方面源于唐朝崇佛风尚的浸润,一方面源于诗人对前人“吏隐”思想的沿袭。司空曙的涉佛诗,从题材上可分为赠别类、游历访遇类、题咏类。司空曙的涉佛诗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用语浅近、意境超妙,闲淡清静、真切感人,天然浑成、不饰雕琢。研究司空曙的涉佛诗,可从细部了解大历诗歌的艺术风貌,并深入了解大历时期佛教对文学作品的渗透。     

诗史建构的新框架——评许总《唐宋诗宏观结构论》

唐音宋调向为诗学研究中的两个持久热点,同时由于受传统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学术背景和文化心态的影响,历来的学术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崇唐、宗宋的两大支脉,由此形成了旷日持久的唐宋诗之争。治唐诗者排斥宋调,治宋调者却始终以唐诗作为参照和评价标准。     

以诗论道：朱熹治《诗》的主旨与方法——以《诗集传》为考察对象

“以诗论道”是朱熹《诗经》学思想的重要体现。朱熹治《诗》的方法大致可以概括为经传分离、以经解经、由情入理三个方面,既主动剥除前人见解,直接于经文本义上探查义理,又在《诗经》解释中援引《礼》《易》《春秋》之言来相互论证,以体现史论结合的特色。同时,朱熹还在《诗》学阐释中关注作者的情感表达,在此基础上进行义理发挥,肯定了《诗经》的文学特性。朱熹的《诗经》学随着其理学思想的发展而体现出独特性,并促进了其道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永嘉：文化地理符号与清代谢灵运诗歌的经典化

永嘉既是行政概念,又是文化地理概念。清代部分山水诗及仿谢灵运诗中多次出现的“永嘉”地理符号,不仅是坚守和传承永嘉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谢灵运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发生路径。“春草池”“富春渚”“七里濑”“谢公岭”等文化地理符号,是清人建立对谢灵运诗歌经典性认知的重要媒介。清人仿谢诗通过对谢灵运所建构的“永嘉”地理空间进行审美感知、艺术重构和情感共振,客观呈现谢灵运诗歌在清代的内时间意识经典化历程。     

自然美的歌咏者——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内蕴比较

中国东晋诗人陶渊明与英国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都是歌咏和描写自然的隐逸诗人．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不同,在热爱和描写自然、具体创作和理论思想方面,既表现出不谋而合的一致性,又有他们各自的不同特点和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