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四大”会址之谜？

中共“四大”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据查，中共“四大”会址原址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日军侵华战争中已毁于炮火，被夷为平地。解放后，中共“四大”会址遗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据现有的资料反映，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商业部财务司庄恭、全总女工部长杨之华等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     

中国图书市场逆向物流模式的变革

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物流概念和物流管理技术在中国日益得到重视，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热门话题，物流管理技术也被人们应用在各种行业和专业领域，创造出显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图书出版行业具有应用物流管理技术的先天优势。如何运用现代物流管理技术，改进图书出版行业的经营水平，降低成本和损耗，提高经营效益，有着广阔的研究和实践价值。本讨论网络环境下信息技术改善逆向物流模式在出版行业的应用。     

还原历史情境 真知相伴而生——评《〈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和期刊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没有报纸和期刊也就没有现代文学。而报纸与现代文学关系的建立,是缘于刊登文学创作的副刊,仅以“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和20世纪30年代风光无限的《申报·自由谈》和《大公报》“文     

毛边党又来了

读鲁迅致曹聚仁信，总记得那一句：‘《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有改。”(1935年4月10日信)我们当然不敢与鲁迅先生比，但爱书人总忘不掉这句话。其实，毛边书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很少了，五六十年代逛旧书店，总爱找那些毛边书，特别是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到今天，那只是一段美丽的梦，在旧书店已经很难见到过去的毛边书了。     

数字化、内容提供与文化创新——兼论当前中国出版集团发展的若干问题

随着数字化进程的加速和互联网的迅猛扩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了“内容产业”(Content Industry)这个新的产业概念。进入21世纪以来，几乎全球所有的大型出版集团均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为内容提供商，并逐步地调整自己的组织结构、业务结构和产品结构，这里我想围绕数字化、内容提供和文化创新，谈谈当前中国出版产业发展的几个问题，与大家分享我的观点。     

姚名达与女子书店、《女子月刊》

20世纪30年代初，承“五四”运动后兴起不久的“妇女解放”、“妇女运动”势头，上海出现了“女子书店”这样一家独树一帜的书店，并发行《女子月刊》，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当时，老牌的《妇女杂志》(商务印书馆)已于1931年停刊，而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尚未创刊，《女子月刊》和女子书店的出现，曾经引起妇女界以及热心支持妇女运动人士的关心。     

媒体编辑的文化抉择

上个世纪60年代，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首先提出“地球村”概念，让人们折服于他的远见；如今，全球化的浪潮洪波涌起，信息化的世界一切尽在眼前，文化生产消费的民族化、地域化的格局受到严重挑战。     

面向21世纪的信息化管理创新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计算机及高新技术在我国的大量使用，使图书馆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发展时期，它既是繁荣昌盛的变革时代，也是图书馆管理向信息管理发展的转变时期。在信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和广泛普及的新世纪，信息管理面临巨大的挑战，也必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如何顺应信息管理的发展趋势，加快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我国图书馆界和信息管理理论界面临的重大课题。     

浮世与浮想

我曾说过我无法优雅。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乱世，于饥饿贫困中长大，青年时代又颇有点济世匡民的想法，虽屡屡受挫，也慢慢认识到自己的确虚妄可笑，但心里最关注的仍然是现实，有时不免瞋目发指，那时我就更加优雅不起来了。     

竞争力年代的竞争哲学——重塑市场主体 提高报业竞争力：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副司长王国庆诠释报业竞争力

竞争的年代竞争无处不在，但有否竞争力却另当别论。当竞争力被作为标准化的标签之际，竞争的哲学问题也就产生了。哲学讲主体客体，讲辨证关系，讲主要次要矛盾，讲存在意志，讲伦理效果，讲理性和感性，主观和客观，等等。当前，在中国传媒业还远未进入完全竞争的情形下，讨论竞争力及其哲学问题似乎有些超前，但事实上，如果现在不讲竞争力及其哲学问题，将来不是缺失竞争力就是异化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