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是新时期对我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是我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认真学习、领会其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有利于提高我党在新时期的执政水平、领导水平、拒腐防变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论刑事诉讼法和监察法之间的制约与衔接

监察制度改革使得绝大部分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权限由检察机关划归监察机关,监察权的运行因而带有刑事司法的实质属性。监察法并未在刑事程序、证据标准、追诉时效等方面作出具体详实的规定,而只能直接或间接“借用”较为完整、严密的刑事诉讼法相关规范,这就决定了其接受刑事诉讼法制约的正当性。刑事诉讼法对监察法的制约,主要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权力的运行环节,在两法衔接存疑时应始终坚持有利于被调查人的原则。监察法的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正,均关照了对方的程序性设计,初步实现了两法衔接,但在立案、证据和时效等问题上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监察阶段的证据仍需经过审查、转换等处理才能顺畅运用于刑事诉讼阶段,监察机关查办刑事案件应接受追诉时效的制约以维护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统一性。     

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法理解析与规范路径——兼评最高人民检察院办案规则相关规定的合理性

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派生的、经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确认的一项权力,本质上是“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与“诉讼当事人”的“调查取证权”在性质、目的、手段和适用阶段等方面具有本质区别。《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使用“调查”代替“调查核实”,并要求全面调查收集证据,为检察机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提供了规范指引,但也暴露出调查核实权的属性不清、权能不明、边界含混等问题。公益诉讼检察调查核实权的良好运行有待从规范层面明确权力的法律监督属性,防止权力不当扩张;将权力运行阶段限定在立案后至提起公益诉讼前,以区别于公益诉讼其他阶段的调查行为;将权力运行的权能限定在核实被监督行为的合法性、推进公益诉讼检察进程,进而实现法律监督,以避免陷入一般监督的误区和克服盲目追求胜诉的实践倾向。     

学校如何让家长成为“追随者”——道德领导视阈下的家校合作

近年来,家校矛盾日益突显,家师冲突事件层出不穷。学校和家庭是学生学习与成长的两个主阵地。家校合作是促进学生智力培育、道德修炼和人格健全的一种协作策略。学校在家校合作中传统的领导权威来源于科层权威、心理权威与技术—理性权威。基于道德领导理论,探讨学校作为一个学习共同体,如何突破传统的领导观念,激发家长群体的责任感,培育家长的专业能力,使之成为共同盟约的追随者,并以此规范和激励家校合作。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建设思考与路径探析

党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党组织要牵总指导中小学校全面工作,在办学治校、意识形态、师生成长、基层党建等各方面扛起主体责任;校长要对党组织负责,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得到贯彻落实。要加强学校文化建设,探寻教育规律,端正办学方向,紧抓思想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要全面加强师德建设,自觉担负起教书育人的双重使命,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要深入挖掘各门课程中的思政元素知识点,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中小学校各级党组织要树立党建思维,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基层党建与教育教学实践的深度融合。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历史沿革、时代内涵和实施路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先后经历了不同领导体制,在不同时期都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国际、国内环境已发生复杂深刻变化,迫切需要深化中小学领导体制改革。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在中小学建立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决定,这是符合新时代特点、适应中国实际情况、切合基础教育发展要求的一种崭新的领导体制,必将极大推动中小学的变革和发展。我们要正确理解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历史发展方位,深刻认识其实行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其新的时代内涵,积极稳妥落实并长期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充分转化为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效能,更好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关于公司治理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探讨

现代企业改革已经进入全新阶段,各地企业亟需完善制度建设,并实现对其推动机制与核心的转变。基于此,以公司治理作为核心,开展对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相关研究。在充分阐明公司治理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后,针对当前现代企业制度实施困境进行综合分析,提出破除企业垄断性制度、促进企业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对企业运营及经济报酬机制进行市场化处理、完善现代企业外部治理环境等建设策略,以期为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与创新提供新方法和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