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霸任颍川太守“前后八年”质疑

汉代重郡守，郡守作为地方行政长官，对本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郡守任职时间的长短也对治郡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考察黄霸任职时间及期限，能使我们更加清晰的认识当时地方行政官理及中央对地方官的任用情况。     

谯沛集团与颍川集团的形成及其政治际遇

曹操在创立霸业和建立霸府政治的过程中,形成了谯沛与颍川两大势力集团。两大集团的形成历史、人员构成、社会地位、政治追求与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差异,其政治地位和曹操对这两个集团的政治态度与倚重程度,在建安十五年前后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颍川集团政治际遇的变化既反映出曹操霸业的完成,同时也预示着曹魏政权未来的政治走向与政治命运。     

两汉颍川太守考

郡作为两汉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地位非常重要,郡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风俗等好坏,直接关系到汉王朝统治利益,而作为一郡之长的郡守,对其所辖之郡的治乱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要考察颍川郡,对颍川郡守的考察就是必不可少的了。     

汉魏之际颍川多奇士的原因探究

颍川郡地处中原,靠近都城,地理位置特殊,被称为“四战之地,”作为陈夏故地,士民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多大姓冠族,经济较为发达,豪族势力强大;私学发达,人才辈出,显名于世;士人遭受了党锢之祸的沉重打击和东汉后期的变乱,士风发生变化,士人由“气节之士”向“权谋之士”转变。基于这些原因,颍川奇士众多。     

西汉颍川文化特色浅论

秦汉时期,颍川文化是中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以一种"儒法兼备"的形态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表现出独特的文化风格.颍川文化这种特性的形成与西汉政府的行政思想密切相关.     

东汉颍川郡守略述

颍川郡在两汉魏晋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东汉颍川的治理者即郡守这一群体，是中央与地方沟通的重要媒介，他们的存在与活动和东汉一朝息息相关，他们的行为是该朝历史的一个特定层面的反映。他们不仅传承了前朝郡守的职务与内容，还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又呈现出其鲜明的特点个性。本文拟从这一群体的基本情况及其共性，以及太守与东汉相关制度的联系试作简要的论述。     

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 ,名士、高僧大量南徙 ,江左佛教盛于一时 ,“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 ,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 ,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 ,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 (公元 340年 ) ,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 ,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 ,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 ,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 ,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论弘农杨氏与颍川荀氏发展的共同特点

颍川荀氏和弘农杨氏都是汉晋时期著名的士族,其两家的发展轨迹有一些共同的规律,两家都是以经学起家;两家子弟均保持士大夫清廉的品行,不畏强权;两家都兴盛于西晋。     

“天下庾氏文化之根丛书”出版

庾氏,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姓氏。因为庾氏家族汉代时萌生于颍川鄢陵,故史学家有"天下庾氏,望出颍川"之语,它萌生于汉代,崛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在近400年间里人才辈出,创造     

苏辙晚年寓居史料初探

苏辙晚年“卜居嵩、颍间”,自号“颍滨”,在这里,完成了彪炳文学史册的《栾城后集》、《栾城三集》的编纂.现就苏辙寓居颍川的缘起、苏辙寓居颍川何处、苏辙颍川寓居的格局和功能三个问题展开探讨. 1苏辙寓居颍川的缘起 嘉祐元年(1056年),48岁的苏洵携轼、辙二子在京城汴梁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