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理想人格建构中的价值困惑及其意义

魏晋时期,竹林名士嵇康以其毕生实践着理想人格.但实际中,嵇康对理想人格坚持的背后,时时充满了屈从现实与坚守理想,入世关怀与出世逍遥的价值困惑.嵇康的困惑,虽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却可说浓缩了中国传统社会文人的一种普遍心态,因之他的形象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的思想与行为.     

宋代词人对魏晋风度之饮酒疏狂的隐性接受

魏晋风度在《世说新语》中得到表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饮酒疏狂,对此,宋代词人在行为处事上都存在着隐性接受。唐宋词中＂酒＂的意象往往不是孤立出现,而是伴随着以疏狂为代表的文人化情感与行为方式。     

论玄释合流中的有无之争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为了能够在中国立足生存,在汉代被视为神仙方术,在魏晋时期,以玄释佛,以佛解玄,佛玄开始融为一体,但般若学的空有之辩和玄学有无之旨却不是殊途同归,相反,它们在相互融通、矛盾斗争中分道扬镳、各显本色。     

魏晋风度与李白诗歌创作——从李白诗歌中的魏晋人物说起

李白的诗歌中有许多魏晋人物的典故,通过这些典故,李白表现出对魏晋名士风度的仰慕,而这种对魏晋名士的积极态度不仅对李白的生活和创作心态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李白饮酒题材和山水题材诗歌的发展,而且李白诗歌的个性化和主体性的高扬也和李白学习魏晋文人有关。此外,李白"清真"、"自然"的诗歌美学观念亦与魏晋玄学风气下的人物品评有相当关联。     

玄学名士重"自然"的理论依据

魏晋“自然”精神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亮丽的一颗流星，是魏晋玄学家们集体智慧的结晶。魏晋玄学士重“自然”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尊重个体生命本色的“人性自然”论；二是对情欲的探讨及肯定。     

《世说新语》与魏晋士人形象

《世说新语》是中国古典文献中的重要文本，它塑造了魏晋众多士人形象。对魏晋士人予以界定，总结其所展现的士人形象，对理解魏晋士人形象有所助益。     

解构悲怨情结 抒写生存困境——论汉末魏晋六朝的悲怨诗歌

悲怨诗歌是汉末魏晋六朝诗歌的主旋律,它解构了诗人的悲怨情结,抒写了人们的生存困境。文章列举了嗟生怨、贫贱怨、仕宦怨、羁靡怨、离别怨、闺阁怨等悲怨诗况,并从时代气运、文化背景、文学风尚等角度对怨许成因进行了层层剖析。     

矫俗悖礼 恣情无羁：－－魏晋士林“任诞”之风

魏晋名士，多鄙儒术而宗《老》、《庄》，崇自然而弃名教，矫情悖礼，饮酒不节。放荡之风，遍于士林，这种风气，对当时政局，产生一定影响。     

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试论魏晋“深情”及其诗学意义

魏晋时期，伴随着理性世界的转变，人们的感性世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出现所谓的魏晋“深情”。这种以知识分子为情感主体的“深情”，既不同于《诗经》时代原发性的“民情”，也不同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性情”和道家“有人之形而无人之情”的“天情”，它是知识分子个体生命意识觉醒之后于天地宇宙中寻求心灵安顿和精神自由的情感，即人生和宇宙合而为一的生命超越之情。正是这种魏晋“深情”，把中国诗学引向强调“神与物游”和“情景相生”的抒情道路，并深深地刻上了宇宙情怀的烙印。     

论宋末元初临安词人的群体特征

针对宋末元初临安词人的群体特征及其成因,认为由生活的富足进而讲求生活情调的高雅,由生活情调的高雅进而讲求艺术趣味的高雅,由艺术趣味的高雅进而讲求词作格调的高雅,是此词人群必然的发展趋势。国亡之后,词人群体特征的内涵发生了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