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固城到白马关：清季阶州州判考论兼论“分县王”花押印章的价值

清代方志均以雍正七年为阶州州判设置之始,然对其驻地移驻、衙署修建和职掌演变等语焉不详。清代阶州州判驻地经历了东固城-阶州城-白马关的变化轨迹,其职掌最初仅有乾隆二十二年朱批的“刑名”之权,后世增加的办理粮饷、征收厘金和罂粟地税等权力则是时势赋予的新职掌。阶州州判移驻白马关和其职掌的成熟运作不仅孕育了白马关的地域意识,而且为民国时期康县置县奠定了坚实的政区基础。新发现的“分县王”花押印章是白马关县丞行使皇权治理乡里的重要物证,民国十八年康县置县是南北朝以来陇南政区重心从白龙江流域到西汉水流域的一次调整和平衡。     

再谈辛弃疾江阴签判卸任后的行踪——兼论稼轩任广德军通判之说不可信

从乾道元年(1165)至乾道四年(1168),是辛弃疾史传中的一段空白,历来研究者对此论述不一。或以为乾道元年仍在江阴签判任上而后两年则失职流落金陵,或以为此期间流落吴江而事历不详。其实辛弃疾于乾道元年卸去江阴签判任后至乾道三年在吴、楚各地漫游,有可能于乾道三年春由楚地潜入金国作敌情考察,秋后结束漫游生活重返金陵。近年来有人据“新发现”的材料论定辛弃疾离江阴签判任后曾任“广德军通判”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利用卫片编制土地利用图的方法研究

卫片以其在周期、分辩率、价格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在我国的土地利用图编制中得到广泛的使用．本文阐述了土地利用图在卫片上的成像特点，并就在编制土地利用图中如何分析、判译卫片，提出一些解决方法．     

云南少数民族的原始道德观及习惯法

本文论述南方民族原始道德观的形成，习惯法的起源；指出它们的社会作用在于维护原始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传统，演成规矩，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规约……     

东巴凤旅游资源开发走向之思考

东巴凤既是一块古老、圣洁而神奇的土地,又是一块红色革命圣地,旅游资源丰富而奇特。本文就东巴凤旅游资源特点及其前期开发出现一些“狂热症”,浅谈其开发过程应注意与环境保护相结合,提出可持续发展、科学整合开发走向的思路。     

魏于全：破译癌症“死亡密码”

2003年11月25日下午,魏于全教授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传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院一片欢腾。11月26日,魏于全教授同新闻媒体的见面会上,石应康院长热泪盈眶,激动地说:“50年了,我们终于培养出了一位院士”。“魏于全教授能当选院士,是他个人的骄傲,也是全体川大人,华西医院全体师生职工的骄傲……”“七年前,魏于全从日本归国时还是满头青丝,如今才44岁,他的青丝就已变成了白发!”看着魏于全头上的缕缕白发,泪水禁不住从石院长眼角滑落。魏于全教授也泪光闪动,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从一位青年医生成长为一名院士,魏于全教授走过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其间的酸甜苦辣难以言表。     

审查“批判佛教”的两条可能进路——兼谈中国佛教“人本主义”的判教思想

日本当代的"批判佛教"思潮对佛教教义进行审查,提出了"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两大议题.对这两大议题进行反审查的可能进路是:一是审查"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的"基本教义",然后以此为"佛教标准"来判断"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是否恰当?二是退一步,权且承认"批判佛教"将"缘起论"设为"佛教标准"是正确的,然后在这个大前提下来审查"如来藏思想"和"本觉思想"是否违背了"缘起论",是否是佛教?审查的结论是:无论在哪一条进路上,"批判佛教"的两大议题"如来藏思想不是佛教"和"本觉思想不是佛教"都是不能成立的.     

论公共利益的判定方法

合适的判定方法对于行政机关正确认定公共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公共利益是涉及公众生命健康、社会保障福利、安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利益,对此需要严格按照既成的法律条文规定和司法判例作出判断。公共利益属于公用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公众的整体需要,并增进社会福祉,可以按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认定。在认定公共利益过程中,也可以通过排除公共利益情形来认定公共利益,比如商业利益、政府利益、行业利益、集团利益。     

运动对高血压大鼠ADM影响的研究

研究运动对高血压大鼠ADM的影响,将雄性SHR随机分为两组,即安静对照组(8只)和运动组(9只),运动组SHR进行为期10周游泳运动。结果:运动组SHR体重增长趋势明显低于对照组,运动组SHR安静血压较实验前显著降低,而对照组SHR安静血压较实验前显著升高;运动组SHR血浆ADM含量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性增加。提示:长期规律运动可以增加SHR血浆ADM含量,进而舒张血管,降低血压。     

关于天台宗与华严宗的争论

被学界誉为中国佛教之双璧的天台宗和华严宗,虽然它们都倾向于思辨哲学,都注重于范畴、命题的阐述。但出于对经典理解的差异,出于宗派竞争的需要,它们也曾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争论,即关于佛性和法性之争、判教之争、同教与别教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