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花在中国的土地上盛开——纪念艾思奇诞生一百周年

在追求真理的征程上,艾思奇以其卓越的才华和敏锐的眼光,把毕生献给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业。纪念他,就是要继承和弘扬艾思奇精神,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努力。     

人民的呼声 大众的哲学——艾思奇哲学大众化特点探析

艾思奇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创造者,他的著作是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功能的理论榜样,对引导当时广大群众特别是先进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把艾思奇哲学大众化特点概括为:贴近现实、紧扣时代,关注大众、以民为本,艰苦探索、全面创新,注重实效、讲究运用;学习艾思奇哲学大众化道路,对于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促进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让哲学亲近现实—艾思奇《大众哲学》及其现实意义

艾思奇通过《大众哲学》把抽象的哲学理论拉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深深地影响和教育了当时的一大批人。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战略思想。现阶段,艾思奇开创的哲学大众化方式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宣传普及和贯彻落实具有很强的启发价值和借鉴意义,集中体现在走哲学大众化道路、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与时俱进五个方面。     

答易彬先生对《艾青年谱长编》的批评

易彬先生撰写的《年谱材料的误用与谱主形象的塑造——对于〈艾青年谱长编〉的批评》一文,批评《艾青年谱长编》存在＂误用＂、＂塑造色彩＂和＂遮蔽＂三个核心问题,同时没有阐述艾青的文艺观点等。本文认为恰恰是该文使用了错误的证据,结论多有主观臆断的成份,而且混淆了年谱与评传文体的本体特征。     

楚图南与艾思奇抗战文艺思想比较谈

楚图南与艾思奇同是云南籍的文化学者、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抗战文艺及其作用发表过不少重要言论和指导意见,具体体现在对文艺作为抗战力量的重视、对文艺形式的运用、对鲁迅及其精神的认识等方面。两人有着文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型的政治活动家在思维视野、理性思辨能力以及党派性上的差异,更有近现代以来云南知识分子、文化人士所特有的朴素、务实和识大体、顾大局的观念,无愧于近现代以来云南人的优秀代表。其抗战文艺思想对今天的文艺工作也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壮丽的升腾--论艾青30、40年代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在现实人生的重重困压下，诗人艾青并未就此沉沦。相反的，无论是在艰苦的监狱岁月里，还是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密云期和血与火的抗战时期，他始终在精神上维系了一种向上的力量。从濒临死亡时的自觉到把“灰白的自我”消失在“人类的再生”里，到最后“以最大的宽度献身给时代”，诗人艾青不断深化着对死亡的思考，持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艾青这只文学的“大鹏鸟”在诗歌的想象世界里终于实现了精神上一次壮丽的升腾。     

《豆棚闲话》中的“豆棚”

着重探讨《豆棚闲话》的小说场景"豆棚"对于小说的意义。它聚集各色人物,以乡野文化解构传统;与故事世界相互映衬,形成间离效果;而各则故事之间及故事内部看似散漫实则有内在逻辑,犹如藤蔓,自由伸展,扭结交错,构成有机的生命体。     

1943年登上文坛的赵树理和张爱玲

越树理和张爱玲在1943年几乎同时登上文坛。从两人的写作策略、作品问世的过程和面对各界不同的反应所持的态度三个方面来比较两人的成名过程,可以见出：他们的出现显示了通俗文学强大的生命力,他们使通俗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四十年代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从“赋”、“赋政”本义看《大哀赋》的创作价值

从“赋”、“赋政”本义来看,赋本身具有朝政实用性,赋的产生源于朝政生活的实际需要。烽烟四起、国家危亡之际,夏完淳用《大哀赋》重新承担起了告天子、告天下的赋的社会功用,体现了赋体文学本质的复古与回归。在国家危难之际也用《大哀赋》体现了士子、臣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了其博大的济世情怀和深挚的爱国热忱,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鲁迅的怨恨情结

适当引入舍勒在价值现象学方法描述下做出的怨恨分析对鲁迅个人经历及文本中的怨恨情结进行探源梳理,可以认为鲁迅的怨恨跟他生命经验中的“创伤记忆”、自我牺牲者的角色定位及弱势边缘身份的处境意识有关。这种将怨恨可区分为“哀怨”与“愤怨”两种不同表现,鲁迅面对不同对象时其怨恨心态也是复杂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