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20世纪中后期教育机会均等运动及启示

美国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教育机会均等运动在教育公平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该运动显示出美国教育机会均等有四个方面的含义：机会的平等、结果的平等、能力的平等和选择的平等,反映出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历程;实现教育机会均等的基本策略有补偿教育政策与学校选择制度两种.鉴于我国实现教育公平的现状与经济实力,现阶段实现教育公平的策略要以补偿措施为主,同时需要做出教育制度创新.     

英国科研资助机构的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调查及启示

从发布时间及内容两方面分析英国主要科研资助机构数据管理与共享政策:政策发布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05-2007年及2010-2011年两个阶段;政策中提及最多的内容是数据访问、数据保存、数据共享,亟需完善的内容包括数据管理计划时间表、数据管理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数据标准、元数据标准、数据版权与隐私、机构库、数据中心。通过调研所得出结论对我国的启示:科研资助机构应继续完善数据管理政策,为数据管理提供资金支持,并明确各方职责;科研人员应熟悉数据管理政策制定的工具,制定数据及元数据标准;图书馆应辅助科研人员制定数据管理计划并开展数据保存工作。     

Reshaping the Nordic education model in an era of efficiency. Changes in the comprehensive school project in Denmark,Norway, and Sweden since the millennium

The Nordic Education Model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state for many year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Since the millennium, transnational agencies have drawn education from the realm of politics into a global market place by advocating strategies such as efficiency, competition, decentralisation, governing by detailed objectives, control, privatisation, and profile schools. This article gives brief accounts of major trends in current school development policies, discourses, and practices in Denmark, Norway, and Sweden since the millennium, and explores how the values of the Nordic model are affected by the new polic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Nordic model still exists as the predominant system for the large majority of Scandinavian children at a national level, but that a number of new technologies aiming to increase the efficiency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re gradually undermining the main values of the Nordic model.     

从学科到学科群:知识分类体系和知识政策的视角

我国大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虽然已为大学举办者和管理者所认识,并采取了改革措施,但由于没有找到学科建设困境的真正原因——知识政策和知识分类,改革成效并不显著。知识分类体系已经具有了教育学意义,知识政策是学科分类体系的制度化体现,知识政策是造成大学学科发展困境的主要因素。知识分类体系下的知识生产模式已不能满足现代知识生产的要求,因此出现了交叉学科、新兴学科等知识生产模式。知识政策应体现知识分类这一现状并使之制度化;大学为实现三大功能,需要进行一种合目的性的学科群建设,以学科群组织人才培养模式。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政策研究

阐释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内涵,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描述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探讨了在当前财政紧张的约束条件下,有效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选择,进而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政策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及成效分析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一种相机选择的短期政策 ,在我国已连续实施了 5年。短期政策中长期化在我国是一次新的尝试。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出发 ,阐述积极财政政策的涵义 ,并系统分析和总结实施这一政策以来所取得的成效 ,充分肯定了积极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     

数字调制类型的识别及实现

通信信号的调制识别是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给出一种新的数字调制信号识别方法.高速数字专用芯片ADSP2101是此方法具体实现的重要器件,这一方法在实际通信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企业影响政府/行业的能力与新产品绩效关系研究

 转型时期的中国,高度不确定的环境往往是因为政府政策和干预行为的连续变化以及高度的行业竞争带来的。基于动态能力的资源观点,企业影响政府的能力和影响行业的能力是企业适应外部环境的动态能力之一,这两种能力可以降低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新产品开发绩效;并且政府干预对两种能力与新产品绩效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应用分层多元回归模型,对陕西省178家企业的问卷调研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两种能力对新产品绩效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两者的交互也将促进新产品绩效;政府干预对两种能力与新产品绩效关系的调节是倒U型的,即适量的政府干预可以促进两种能力与绩效之间的积极关系,而当干预过多,则降低了企业的柔性,削弱了企业对环境的敏感度,从而对两种能力与新产品绩效之间的积极关系产生消极作用。     

循证决策的协同模式：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与决策关系建构

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是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然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面对一个更加不确定的风险社会,建构科学与决策的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与蔓延,是一堂生动的风险社会启蒙课。在疫情中,关于科学与决策关系的讨论,特别是英国"群体免疫"决策引发的质疑和争议,揭示出风险社会中的循证困境。文章从追溯科学与决策关系的模式及其演进出发,梳理循证决策的路径和机制,提出以反思科学和纾解循证困境为基础建构科学决策的协同模式,并分析了该模式嵌入我国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全局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公共政策视野下公民环境权的保护

公民环境权的提出是人权发展的新阶段。公民不仅有享受良好环境的权利,同时也有保护环境的权利。我国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还不完善,需要建立以保护公民环境权为价值理念的环境政策,严格执行公共政策的环境评价,健全环境政策体系,提高国家和公民的社会责任等,以加强对公民环境权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