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林白对女性生命世界的个体化书写

有些批评家认为林白的学叙事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其价值“首先并非诗学／艺术上的,而在于体现权力关系的政治化方面”．其实不然．林白的学叙事同样具有诗学价值：这不但表现在林白本中总是流淌着女性独特而丰沛的生命体验,异样而鲜活的生命律动．也表现在林白依仗自己特有的人生体验对女性生命世界进行个人主义的哲学关照．并由此形成的独特的主题话语和审美品格上．同时还表现在她的生命叙事对西方生命叙事的非理性和东方生命叙事的意识形态化的超越上。因此我们说林的艺术世界是个体化的,林白的言说在90年代的中国坛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     

《戏赠杜甫》非李白诗辨及对李杜关系的再认识

章的前半部分通过考证，进一步论证了《戏赠杜甫》一诗非李白诗的种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李杜关系予以重新检视，认为李杜的交情的确很好，但并没有达到后人通常认为的“知音”程度。而正确评价李杜友谊，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诗歌及创作主张、思想经历，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宋金关系变化与斥堠铺、摆铺的置废

斥堠铺和摆铺最初都是为了满足因宋金战事而产生的大量紧急军事情报和军事指令的传递需要而设置的,随着宋金关系的紧张或缓和而几置几废。本文以此为主题,讨论宋金关系的变化与斥堠铺、摆铺废立之间的本质联系。     

白鹿洞书院“道——化”课程思想探析

本文以白鹿洞书院为例,从"道"与"化"的视角勾勒古代书院的课程图景。其中,从来源、选择和结构三方面探寻书院课程之道,从内容、次序和方式三方面探寻书院课程之化。书院"道——化"课程思想的要义是以人性为核心构建圆心式课程目标,以文化为主轴梳理累进式课程内容,以导学为枢纽形成自学式课程范式。     

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

陈衍和沈曾植均为近代同光体之代表诗人。作为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最重要的诗学主张就是所谓"三元说",即学诗应该以盛唐开元、中唐元和、北宋元祐诗人为楷模。然沈曾植在与陈衍论诗、得悉陈衍"三元说"内涵并为之诠释后,又提出"三关说",即学诗应该打通"三关":宋之元祐、唐之元和、晋之元嘉。过去讨论同光体,着重在其成员创作和理论的共性特点,对其间所存在的差异,论述不多。其实,作为近代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内部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有差异,尽管他们都集结在学宋的大旗之下。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的差异,首先是学习的对象不同,"三元说"有开元,而"三关说"将其易为元嘉;其次是学习的时序不同,"三元说"是顺下,"三关说"是逆上;再次是学习的内容不同,"三元说"仅局限在诗歌的范围内,而"三关说"则将写诗之功夫,拓展到儒学、玄学和佛学,即学术的范畴,同时,又与时代之现实内容挂钩。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的交往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关系密切,他与郑孝胥的交往长达数十年,与陈三立相见较晚但惺惺相惜。严复诗风亦受＂同光体＂影响,可谓宋诗派外围成员。在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上,严复与＂同光体＂成员也多有契合之处。从严复和郑孝胥、陈三立等＂同光体＂成员的交往亦可窥见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士大夫的分化情况。     

为新世纪中国画的发展拉幕－评“新院体画派”

世纪之交,中国画受到了一系列的批评,否定,但中国画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因此而明朗,相反却是破多立少,江苏四画家提出“新院体画派”,号召“正气”,“气”,“静气”借助传统“院体”的严谨弘扬艺术本体精神,四位画家都有学院派的背景,这也使人们对他们寄予更高的期望。     

刍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

一般认为，自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除杂律以形式为依据以外，讽谕、闲适、感伤三类诗歌均根据内容进行分类。但研究发现，讽谕诗、闲适诗的分类是以”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思想的两个方面为依托，这里并未为感伤诗提供相应的位置，因为儒家这一核心思想并无第三个方面。因此感伤诗的分类，不可能采用与讽谕诗、闲适诗相同的内容依据。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实际上使用了三种标准，是三次分类的结果，把这一分类结果进行直接并列，而不是分层次表述，这种处理方式与现代严格的逻辑分类要求不同，反映了我国古人思维方式的特点。按照白居易自己确定的标准和分类方式，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并无归类不当问题，但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由于不是以表达特定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所以既不能作为表达爱情主题的证据，也并不影响它以特殊的方式表达政治主题。     

走下神坛的李、杜——李、杜关系若干问题的历史真相

李白与杜甫是我国古代同时并称于世的诗中双璧,他们之间的交往与友谊成为了各个时代人们格外关注的话题。但是,由于人们感情倾向的差异,李杜关系曾一度地被扭曲。因此,本文将重新考察他们交往时的具体情况和当时人们对他们的接受现实,力图客观、公正地评价李杜之间短暂但却永恒的交谊关系。     

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洱海地区的人们已使用铜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时代和秦汉时期不断加深的民族音乐的发展，以及隋唐时代的衍变，元明时诞生了戏曲音乐形式“吹吹腔”，后又在清代出现“大本曲”说唱曲种。两个曲种在白族地区多年流行传唱。自1954年第一出大本曲剧《施善册入社》在大理上演后，文化部门将“吹吹腔”和“大本曲”合二为一，命名为“白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