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释赞宁身份看《宋高僧传》的编撰性质

释赞宁<宋高僧传>是承继释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编撰而成.从身份上来看,因释赞宁与最高统治者关系密切,故<宋高僧传>具有官修性质,而其他二部僧传却带有私修性质.     

自我形象的文学塑造——白桦20世纪80年代诗歌释读

晚年的白桦一直生活在创伤的心理阴影以及由创伤带来的孤独状态中。因创伤和孤独而产生的复杂生命体验成为白桦后期所有文学创作最根本的推动因素。面对巨大的创伤和空前的孤独,白桦选择了对未来的信仰、对自我的重塑。于是,在他的诗歌中又出现了一个虽然历尽坎坷却依然对未来抱有强烈的信仰和期望的悲剧英雄形象。白桦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既可以看作是他对自我形象的一种文学建构,也可以视为一种不自觉的心理疗救的过程。     

桑植白族游神仪式的遗存及功能分析

桑植白族游神源于白族民间的＂本主会＂[1]（P99）,是白族衣裔为纪念本主神谷均万、钟千一、王朋凯等而创造的独特的宗教民俗文化活动。本主神由民族的祖先、英雄或民间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升格演变而成,对桑植白族社会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试通过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对桑植白族游神仪式的活动范围、活动人群等遗存状况,请神、...     

《石钟山记》中的科学方法探微

《石钟山记》是一篇严谨的科学研究论文,其中含有丰富的科学方法论思想。苏轼在探求石钟山为何“声如洪钟”的原因过程中,以及对他人观点的反驳中,多次使用了探求因果关系的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即19世纪英国人穆勒总结的“穆勒五法”。     

清末民初祁门西乡云村李氏世荣堂的宗族活动——以捐监生李邦福杂记手稿为中心

徽州多名宗大族。宗族活动渗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考察徽州的宗族,其实就是考察徽州社会。以清末民初祁门西乡云村捐监生李邦福杂记手稿为中心,对李氏世荣堂宗族活动的粗浅研究,以期由个案资料的挖掘为更深层次的共性研究提供些微参考。     

政论语体中“使”字句的使用意图

句式的使用意图,都必须联系上下文语境去考察。“使”字句存在着条件、因果、目的和假设等多种不同的语义关系类型。各种不同语义关系的“使”字句的具体内容都能满足说话人不同的使用需求。使用条件关系的“使”字句,在意图上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使用目的和假设关系的“使”字句,有两种意图：有的是以句式的内容得出结论,有的则是把句式内容当作一种理由;而使用因果关系和可然（做法和作用）的“使”字句,其目的则是以句式本身的内容作为得出某种结论的理由或论据。     

媒体导向与大众情感--以民国时期的施剑翘复仇案为例

1935年11月,归隐军阀孙传芳在天津居士林被施剑翘枪杀。这场复仇奇案轰动了全国,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众多媒体同情并塑造了施剑翘良好的形象,极大地引导了大众情感。在“法”与“情”的论争中,国民政府选择了民意所向的“情”的一面,施剑翘最终被特赦。“施剑翘案”是中国司法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大事。该案表明近代媒体舆论力量的增强,也充分说明媒体导向容易左右大众情感。     

白居易私家园林置业

置业经济进入唐代,也出现了新的情况,追求规模,讲究奢华。当时正是私家园林繁荣时期,达官贵人府邸流行园林建设。唐代的私家园林具有侍客、生活、读书、游乐的功能,多与住宅结合,占地不大。在格调上追求平和、宁静的气氛,建筑不求华丽,环境色彩讲究清淡雅致,力求创造一种与喧哗的城市隔绝的世外桃源境界。     

"诗可以怨"反诘

"诗可以怨"及其相关论断一直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命题,它在当代的彰显得益于钱钟书先生的一次演讲,随后重申者和推崇者辈出.然而通过对这个命题的诘问,我们发现:这一命题虽然占有历史的合理性,在逻辑和学理上却是存在一定的漏洞."诗可以怨"一方面并不能恰当地适用于诗歌以外的其他文学体裁领域,另一方面,单纯在诗论领域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其结果是,这一看似无误的理论命题却极有可能成为文学充分发展的犄角,限制了文学的另一种发展.     

百年殖民史的追忆与想象——读施叔青《香港三部曲》

旅居香港后期，施叔青将自己对于生活了十七年的香港的爱恋，化为史诗般的波涛汹涌之作《香港三部曲》，以风尘女子黄得云的传奇一生串连起香港自开埠以来的重要历史事件，向读者展现香港百年沧桑的殖民史和社会变迁，为后人留下一部香江风情图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