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探析——围绕政治信息传递相关问题而展开

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具有很浓的政治色彩,它构成了官方体制运作的一个链环,在一定程度上亦成为士大夫之间交流的平台。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干预和影响,邸报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相当有限的。本文在宋代邸报的新闻活动基础上,考察与分析宋代邸报的政治信息传递与以士大夫为读者群体的关系,提出邸报始终代表朝廷的政治传播方向,最终目的是稀释不利朝廷的信息,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     

鲍廷博刻书理念述论

清代商人鲍廷博酷爱图籍,他集收藏、校勘、刻印于一身,收藏图书上万卷,内中多宋元精品。四库全书开馆,他拣选宋元善本呈献,受到朝廷的嘉奖。而他用毕生之力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收书广,刊刻精,为清代最有名的大型丛书之一。与一般的私家刻书不同,他的刻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皇帝顾眷的感恩,秉承先志,不是从刻书中获利,而是注重刻书品质,为乾嘉学者服务,创造图书精品。     

对严复著译的回应：以上海《汇报》为例

1901、1906年，上海《汇报》先后刊载了《支那教案论提要书后》、《驳严又陵先生教案论》和《天演论驳义》三篇章，对严复的相关译作了详细的回应。首篇，对严译《支那教案论》所持观点的评价是“优劣相参”；次篇，对严复《续论教案及耶稣军天主教之历史》一进行了通篇驳斥，但它却是一篇意气之作；末篇，主要对达尔的进化论加以批判。这三篇均是为维护天主教的自身利益而作。     

《抱朴子》神学的建立———早期道教与儒学关系的个案分析

面对丧失独尊地位的汉代政治神学,以葛洪为代表的新兴道教思想对传统神学进行了批判继承.在构筑自身神学体系时,葛洪分汉代儒学政治为思想与行为两部分,在承认现实政治与改造思想世界的同时,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确立为修仙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个人修炼中强调儒家道德的重要性.对传统道教信仰进行重构,建立不同于传统神学系统的新神学体系.     

《新辑搜神记》删“杜兰香”条献疑

李剑国先生认为干宝作《搜神记》在曹毗《杜兰香传》前,必不能取《杜兰香传》入书.故其《新辑搜神记》一书中删掉了“杜兰香条”.但通过深入考察曹毗、干宝的生卒年及作品成书时间发现,二者写作时间接近,再结合干宝《搜神记》著录方法来看,亦有抄录曹毗《杜兰香传》之可能;从之后的各种类书中所引《杜兰香传》篇名之不同来分析,似乎也不能断定诸类书未曾引干宝《搜神记》;西王母形象至东晋初已演化为道教女仙,与《杜兰香传》主题吻合.     

论“宫体”文学的发展与影响

"宫体文"从内容到形式,对此后中国骈体文的发展,无论是唐宋的"四六",还是清代的骈文,都只有负面影响,为后者所摒弃。从"宫体诗"到《上海宝贝》,这种文学精神是违背正确的女权观和恋爱观的。所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还是应该遵循"真"、"善"、"美"三者统一的原则。     

桐城派形成原因之我见

关于桐城派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从客观的政治背景和现实环境谈起,兼及桐城先辈的历史贡献为积淀,促其产生的历史事件为契机,以一贯之的理论体系为精神支柱,核心作家的天才创造为动因,外围作家的主动汇聚为条件等几个方面来论述,以说明桐城派的诞生绝非单纯的某个原因所致,而是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各种因素交织而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方苞与姚鼐的游记之比较

方苞和姚鼐都是桐城派的重要作家,在他们的文集中都有一部分游记。方苞的游记重在对义理的揭示,而姚鼐的游记则融合了考据。究其因,主要与二人所处时代的学术风气有关。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术氛围,造就了他们不同的文学观,从而使他们的游记也各具特色,各有千秋。     

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与反思——对厦门岛外郑坂社区“金包银”工程的考察

近些年为消解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和扭转城乡发展的极度非均衡,中央相继提出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位于东南沿海的厦门结合本地实标,积极在岛外推动“旧村改造、新村建设”和“金包银”的实践,加快岛外城乡统筹一体的进程。文章通过以郑坂社区的实践为例,总结厦门岛外统筹城乡发展的特性,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谈《迦因小传》译本的删节问题

<迦因(茵)小传>从它的全译本刚一问世,就在当时文坛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研究界在事实辨认与评价上也出现争论.杨紫辚、包天笑的半部译本<迦因小传>比较林纾的全译本<迦茵小传>,究竟删节了哪些内容,是否为故意删节,这是研究界争论的焦点所在,也是如何对两个译本进行客观评价的重要问题.多年来研究者没有认真关注杨、包译本,因而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