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文化宣传

李提摩太是英国的一名传教士,在晚清时期来到中国传教.他在中国有一定的影响,在当时是其他传教士所不能相比的.我们通过李提摩大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文章,对他的思想进行分析,并且公允地评价他对晚清中国文化的影响.     

论包拯崇拜的文化心理

包拯崇拜是中国古代出现的一种具有广泛社会群众基础的文化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中华民族重道贵德、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是包拯崇拜具有生命力的关键;包拯在政治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发展,使包拯崇拜在社会各阶层具有广泛性;以包拯为本事的文学作品所贯穿的除暴安良、善恶有报的精神,符合了人们对清平世界的心理需求,使包拯崇拜具有了深远性。     

晚清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研究

本介绍了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浓葆桢首开官费送学生赴欧留学的经过。中着重阐述了沈葆桢的留学教育思想，分析了留欧教育的历史意义，以期对晚清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略论包拯的吏治思想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重要的朝代,包拯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大臣,也是中国古代“清官”的典型。他对中国古代的官吏管理制度提出了一系列的主张和见解,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论薛宝钗人格的自我实现特征

薛宝钗是封建贵族家庭达到自我实现需要层次的女性,她的行为具备了“自我实现者”的种种特征,但她深处封建末世,受到进步的、落后的种种相异思想的冲击,表现出矛盾的行为,自我实现需要难以满足。     

论葛洪"宏邈淫艳"的辞赋观

葛洪是我国东晋时期的一位思想家,他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他在《抱朴子·外篇》中提出了"宏邈淫艳"的辞赋观,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为陆机和刘勰架设了一座重要的桥梁,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是,葛洪毕竟首先是一个哲学家。因此,我们必须坚持这样一个大前提,对他的辞赋观首先进行哲学探源,然后再进行文本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对葛洪和他的辞赋观给予客观、合理的定位。     

王褒文学地位“由显到隐”探析

在北周与庾信齐名的王褒,是一个名重当世而后世大大跌落了声誉的诗人。这其间原因却很少有人作过更深层次的探讨。从史论家的评价、文学主流的和文学欣赏的变迁诸方面对王褒文学地位“由显到隐”进行梳理,并对王褒作品在后世遭受冷遇的原因作出较为辩证客观而又合乎情理的解释。     

左思、鲍照生活环境及个性特征的对照研究

近年来,关于左思、鲍照的文学研究渐成繁荣兴旺的局面。但是,从时代背景和地域文化等视野对他们个人进行横向比较研究的论文极少。本文论述了左鲍二人在生活环境及个性思想方面存在相似性,但也有差异性。差异性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时代背景的差异,地域文化的差异。不同的时代背景与地域文化造成的个性、思想方面的差异,进而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报”的意义探源

“报”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当罪人也”,当此义讲时,“报”与“执”和“挚”有语义上的联系。从“报”的字体构成及古文字字形分析可得出“报”的本义应为“以手压抑跪伏之人,使其服罪”,由此引申出祭祀,断狱、判罪之义。“报”与“复”同源,又有报答、报复、报告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