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诺亚方舟--从"出走"看曹禺早期剧作的哲学意蕴

曹禺早期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出走戏”的结构模式，其中蕴含着作者的生命哲学。这种生命哲学现认为生的常态是“困境”，而困境产生的根源在于欲望的泛滥，批判了“出走”(逃避责任)的行为，认为只有勇于承担责任才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这种生命哲学观是对“五四”过分强调个性张扬的反思，然而这种反思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对峙中也难免会产生道德的困惑。这种困惑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的播种状态的反映，也是产生曹禺早期剧作和后期剧作不同风格的原因。     

激流勇进与退避三舍——曹植与阮籍文学创作之比较

曹植与阮籍两位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有同有异,有相近的处境、相近的风格等,同时也有各自所特有的鲜明的特点。将二人的文学创作情况作一试探性的论述,结合分析后可以概括为:曹植——激流勇进;阮籍——退避三舍。     

从大观园两次改革之比较中看曹雪芹的政治思想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的胜利只是一个剥削制度灭亡之前的回光反照；探春协理荣国府的失败是一个新制度诞生前所遇到的黎明前的黑暗。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与进步的改革不相容。     

悲怆哀绝 动人心魄——评电视连续剧《曹雪芹》

电视连续剧《曹雪芹》以"情"为灵魂,以"情"为血脉,以"情"塑造人,以"情"经纬文,因而写出了人物的个性,写出了人性的深度,写出了美感的力度,塑造出了曹雪芹这个不遵礼教,不守规矩,不合世俗的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典型形象。     

析魏明帝禁浮华

汉晋时“浮华”一词因使用场合不同而有多种含义 ,可以指奢靡 ,不守章句礼仪 ,有名无实及轻薄放纵的社会风气 ,也可以指朋党。魏明帝太和年间禁浮华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 ,其真实意义在于严禁朋党。魏明帝本人虽口吃少言 ,却颇有大略 ,特好法理 ,习于军事 ,且又雄心勃勃想要完成统一大业 ,因此对于桀骜不驯、恃才傲物的当时名士颇为厌恶。太和二年的未遂政变 ,使明帝强烈感受到了叔父曹植的政治压力 ,由此直接导致了禁浮华的一系列举措。曹植在明帝继位时仍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 ,并且与当时名士在很多方面都有相通之处 ,极有可能结为朋党 ,成为政治隐患。因此 ,魏明帝禁浮华主要是针对曹植的 ,曹植死后 ,禁浮华也便由显著激烈而归于平静     

在男权社会中沉沦的传统女性——论曹七巧和王琦瑶性格命运的相似性

张爱玲《金锁记》和王安忆《长恨歌》都是以传统女性为书写对象,展示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悲剧。通过对比曹七巧和王琦瑶性格命运的相似性,从男权社会意识和女性心理痼疾两个角度梳理造成她们悲剧的根源,从而可以看出两位不同时代的女作家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着眼点的承袭关系。     

情欲挤压下的心理畸变——用弗洛伊德性论解读曹七巧形象

运用弗洛伊德的性论解读《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曹七巧心理的畸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其情欲受到压抑变相释放的结果。在情欲的挤压下,曹七巧历经了三次心理畸变,使其人性扭曲,人生错位。     

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间地点新证

曹植于何时何地犯禁出司马门,众説纷纭。关于时间,主要有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之说,但却忽略了《魏书·曹植传》＂二十二年,增置邑五千＂的记载,因为以法治国是曹操任魏王后于该年确立的基本国策,如果曹植犯禁出司马门发生在这一年,犯了法还增加封户,则连桓、灵之世也不如,故曹植犯禁出司马门不可能发生在217年,而应在216年5月献帝封曹操为魏王之后的当年之内。关于地点,郦道元在《水经·谷氺注》上所説曹植犯禁出司马门时的景物,如宣阳门、铜驼街等建筑物并不存在,此为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地名。而从“王者有兵卫,亦卫司马门”上看,曹植犯禁所出司马门,应为邺城魏王宫的西门,《三国志通俗演义》为此提供了佐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军事经济思想——以曹操、诸葛亮、袁准为例

曹操的屯田理论和就地取给、就近取给的“因粮于敌”思想;诸葛亮的“以粮为本”、重视军队后勤保障和在前线与后方发展生产、广殖财力、多渠道筹措军用物资的军事经济思想以及袁准重视农业生产的“富民强兵”思想,在客观上都具有维护农民阶级利益和发展经济的作用,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曹琥及其《请革芽茶疏》考辨

明正德年间,江西广信府同知曹琥所上的《请革芽茶疏》,是研究贡茶制度及其社会影响的一篇珍贵献。本运用大量的历史及方志资料,针对李传轼《〈请革芽茶疏〉》一的疏漏和错误,对曹琥生平及其《请革芽茶疏》进行了考证和辨析,认为曹琥生平事迹班可考,并示署理庐州知府;疏中所言乃江西广信府贡茶之事,并非地直隶庐州府之事,更不可将此事作为“安徽茶叶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