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预在政治上的改弦更张

魏晋之际,司马氏控制朝廷大权,众多曹魏旧臣子弟纷纷向司马氏靠拢.由于父亲杜恕与司马懿的旧怨,杜预的政治前途受到严重影响,为了个人建功立业的愿望以及京兆杜氏大族地位的接续,杜预审时度势与司马氏联姻,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上的改弦更张.     

从英雄崇拜看李杜人格取向的差异

李白和杜甫都具有强烈的英雄崇拜倾向，由此反映了各自的人格取向。比较而言，李白的英雄崇拜是通过对历史英雄的艺术再造，展现自己的独立人格、自由意志和批判精神。杜甫的英雄崇拜以“奉儒守官”的家族传统为起点，将儒家所倡导的社会责任感、原则性以及忠诚执的品质作为他不懈的人格追求。     

书法由来见性真——陈独秀与中国书法艺术

:“书法由来见性真”,是陈独秀对中国书法美学最本质的把握 ,其对赵孟顺、汪精卫、沈尹默书法的评价皆以此为准则。他自己的书法 ,也正是他高尚人格的象征 ,历来为人们所称道、所借鉴     

杜审言的诗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历代襄阳名作家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除了作为一个御用文人难以免掉的应制诗外,杜审言所作,大都是写景、纪事、酬赠之作。这些作品,反映他在任地方官吏和流放贬逐时的生活情感与心态,往往写得真挚感人。杜审言在中国诗歌史能占有一席之地,更主要的是他在律诗的定型和形式的创新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他的诗,是已经转变的纯粹的唐代诗风。     

"子美集开诗世界"新解

王禹偁的“子美集开诗世界”关注点仍是杜诗集大成的特点,身为白体诗人的王禹在杜甫诗并未受到普遍重视的条件下,既没有有意识地超越白体进而向杜甫诗学习,也不可能留意于杜诗是否推陈出新。     

从《三吏》、《三别》看杜甫诗歌的人民性

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杜甫的《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正是这特定时代的投影和折光。诗人将他的所见所感写进诗中,表现出同情人民、热爱祖国、憎恨黑暗现实的高度的人民性。     

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评杜赞奇对清末革命党会党观的论述

杜赞奇虽然看到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于清末革命党人会党观的影响,但是他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的延续,把历史文化传统所形成的一些思维定势,看成了一种在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中经过精心策划的架构。在责疑清末革命党人把民族主义话语强加于会党的时候,杜赞奇也存在用近代民族主义话语误读革命党人的地方。人类在认识自身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总是会经历重大的话语转变。在话语转换的过程中,不要盲目否定原来话语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这是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教训。用后现代史学观点考察近代史学发展时,也要注意此点。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研究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具有以下特征:国民教育为社会改革的根本;国民教育重在改造国民性,陶铸理想国民;国民教育应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杜氏国民教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当前国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从谢安与诸葛亮的轨迹看李白与杜甫的人生追求

李白和杜甫作为盛唐两位最伟大的诗人,由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等诸多原因,其人生追求既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该文从他们所倾慕的人物--谢安和诸葛亮入手,分别对其人生的追求予以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两人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态度.     

近代知识精英的"国民"话语及其政治维度刻画——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例

“国民”话语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其溯源于近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的诉求。在此过程中。以梁启超和陈独秀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于批判“国民性”的同时,参照西方的民主制度和民主思想,建构了具有独立人格和权利自由观念的“国民”新意象。“国民”话语本身内在地涵盖了对公民身份的承认,刻画和标识了民众的政治维度,促进了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化育和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