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都国,景帝二年为广川国”诸问题之再探讨——兼与王文涛先生商榷

对班固与颜师古所处时代及立场加以综合分析，并通过对“广川国”沿革的准确爬梳，得出《汉书·地理志》中关于“景帝二年为广川国”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而后半句“宣帝甘露三年复故”实应为“甘露四年”。     

七十荷戟 壮心未已——蔡学俭与《出版科学》

自1993年至今，蔡学俭全心投入《出版科学》工作。对编辑工作的热爱是蔡老先生“乐而忘老之已至”的精神源头。     

清代目录学领域的卓越代表人物-章学诚

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目录学家,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和纂修史志。他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准则,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从理论到方法全面发展了我国古代目录学说。他提出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学宗旨,以及“以书类人”、“互著与别裁”、“韵编与索引”诸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总结。     

蔡锷的人格魅力

蔡锷的人格是崇高的、伟大的，他不依附干权势，不拜倒干金钱，不做困苦的奴隶，也不怕死亡的威胁，他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亲情，忠于真理和正义。一定的文化氛围，是蔡锷崇高人格形成的沃土；蔡锷主动顺应时代潮流，不断与时俱进，既志存高远，又严于律己，是他崇高人格形成的根本原因。蔡锷崇高人格的形成给我们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论蔡元培的中庸观

本文着力探讨蔡元培对中庸之道的理解。蔡元培认为，中庸之道具有中华民族性，三民主义是中庸之道在新时代的运用；作为一种思想方法，中庸之道运用在学术文化上就是兼容并包，中西文化可以融合。     

蔡元培与北大校风的重塑(1917—1918)

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最初两年时间里,蔡元培对于大学的体认,重在实际行动而非文字建构.他一上任就表示要把北大建成研究高深学问的大学,这也得到了北大师生的认可与支持.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有关改良图书馆、组织进德会等报道,向各方传达出了北大正在发生的转变.蔡元培对北大校风与学风的重塑,使得北大由官僚养成所逐渐转变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初步完成了朝向现代意义的大学的转变,也为迎接此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做好了准备.     

论船山诗学中的情与己、才的关系

情感具有明显的个体性,船山在诗学中强调作为个人的独特性,并以此作为衡量诗歌的重要标准之一,反对门庭,反对门户。情、才之间存在分立与一致的两种关系,船山诗学中对情与己、才的分析,是为了突出情的感性、个体性、差异性。差异性必然会导致多变性,所以必须对情进行制约和规范。     

《墨经·大取》训释失误举正

《墨经》现存版本缺佚、讹误处颇多,诸家注释《墨经》者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问题。其主要表现在不辩字音,强为通假,随意增、删、改字,不明语境等方面。《墨经》研究应尊重原文本,尊重历史,尊重语言内在的规律。     

浅析《诗经》的音乐美学价值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之初是以和乐的形式存在流传的,正所谓风雅兴寄,弦歌鼓舞。从对《诗经》的研究成果中我们可以看到《诗经》的音乐美不仅仅表现在风、雅、颂的乐调方面,同时在礼乐教化、文学语言的形式,以及由此表现出的音乐曲式方面都有巨大的美学价值。     

安乐哲、郝大维英译《道德经》的哲学释义与翻译

本文以安乐哲、郝大维所译《道德经》为例,阐释哲学视域下的典籍英译研究. 首先,把《道德经》置于中国自然宇宙观的大背景中,以德与道的点域理论来解读道家的关联宇宙观,以把握哲学性典籍的本质属性. 其次,从关联宇宙观和过程哲学角度解读《道德经》的文本,并对其关键术语英译进行阐释,诸如"道""德""天""无为"等. 最后基于译文文本揭示安乐哲的典籍英译观,包括"语言群"概念的提出,动名词的运用、类比在哲学和文化翻译中的运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