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动,还要让人疼痛”——陈应松小说创作论

陈应松的小说叙事始终围绕人的现实生存困境和超越之路展开,其向死而生的精神主题映射出直面现实的道德立场,既有左翼文学精神的深刻影响,又有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因子。揭去乡土牧歌的温情面纱,还生活在底层者一个挣扎、哀苦、不甘、寻求和质问的真实身份,这是陈应松小说叙事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意义。     

陈仅在陕诗歌简论

陈仅《继雅堂诗集》有十五卷写于陕西任职期间,这些诗歌是清代诗歌和陕西地域诗歌史料的重要资源。本文对陈仅诗歌的创作情况、题材和体裁以及艺术表现手法做了初步探讨,以期引起清代文学研究者和陕西地域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陈大受及其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治理

陈大受在乾隆四年（1739）至乾隆六年（1741）任安徽巡抚。他对江淮分水岭地区的＂综合＂治理以治安为第一急务,以基本民生为第一要务,实事求是,推动了符合江淮分水岭区域环境特点的农业生产,虽然整体上未摆脱＂荒政＂思维的影响,但他的治理经验中也有许多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今人更应该推进江淮分水岭地区治理的科学性,对诸如环境的改造与适应、人地关系的可能性、地理空间的尺度等方面的问题,首先要进行思考和回答。     

以《绿野仙踪》为例从顺应论角度看儿童文学翻译

以耶夫·维索尔伦的顺应论为理论框架,从语境关系顺应和结构顺应角度,对《绿野仙踪》陈伯吹和马爱农的汉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得出,顺应论对儿童文学翻译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白鹿原》中关中方言的可理解性运用

长篇小说《白鹿原》大量运用关中方言,是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典范之作。关中方言是一种极其古老的方言,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已经显得非常晦涩难懂,但是《白鹿原》所运用的关中方言并未成为读者阅读《白鹿原》的语言障碍。从语言学的角度,探讨陈忠实继承性创造性地运用关中方言进行文学创作,以使晦涩难懂的关中方言变得通俗可解,对于运用方言进行文学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的精魂———重温《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简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与其说是一部陈寅恪的人物传记,还不如说是一部反映大学理念的岁月散记。这些理念体现在大学校长“为教授服务”的实际行动上、“老古董”式教授的学术精神上以及学生尊师的“执弟子礼”上……概言之,大学理念形成的奥秘就在于文化的传递和学业的承袭,即大学的精魂。当下,如何延续这一“精魂”,更值得思考的则是如何借助现代大学制度以及如何把握其建设的本真意义。     

陈樵诗歌中的道教意象

陈樵平生信道甚笃,善于塑造一系列诸如仙境、仙人、仙禽、仙药、仙乐等道教意象,恍惚迷离,美轮美奂,似真如幻,奇异诡谲,进而营造出一种超逸绝尘、华严富丽、缥缈生新的意境。这对他的诗歌“以无为有,以虚为实”的写景特点以及“新逸超丽”诗风的形成都有不小的影响与贡献。     

托孔改制：康有为重建近代中国教育的努力

晚清民初之际,教育既有的稳定状态被打破,“什么教育是更有价值的教育”成为亟待有识之士回答的重要问题.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学者和教育家,康有为对此做出了积极回应,其重建近代中国教育的努力大致体现为齐头并进的两条路径：一是从义理或德行着手,推崇孔教,阐发仁道合群之义,以正人心、定国魂,属于社会教化层面;二是从制度或经世着手,持《春秋》三世之义,定孔子因时改制之圣,并借鉴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以育人才、求富强,属于人才培养层面.     

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

在联省自治运动中,陈炯明、孙中山与广东省宪运动的命运十分密切。陈炯明主政广东时期,通过省议会,积极推动省宪运动,出台广东省宪法草案,使广东省成为当时最有能力深入推进省区自治的希望之地。但是,围绕着省区自治和国家统一方略,陈炯明与孙中山产生严重分歧,导致广东省宪运动走向消亡。陈炯明与孙中山政治思想的对立,表征着两种中国政治发展模式不可避免的冲突。陈炯明政治主张的最终失败,意味着作为渐进调和的省宪自治运动模式无法回应时代需要,而集权政治模式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早期推进现代化的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中国政治发展由此实现从联邦主义到中央集权主义的转型。     

陈毅与徐树铮办理外蒙撤治之比较

1917—1919年是外蒙古地区处于政治风云变幻的时期,内外交困的外蒙古欲放弃"自治",民国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开始派官员赴外蒙与外蒙自治政府协商谈判,经过不懈的努力外蒙古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外蒙撤治一事上不得不提到的两个人就是陈毅和徐树铮,关于外蒙撤治上他们既有分歧也有共识,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外蒙撤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