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山“夹山腔”语音系统

湖南衡山“夹山腔”具有语音的过渡性特点。对它的语音系统进行详细的描写,可以为研究语音变异及其机制提供丰富的素材。     

旅游开发中的寺庙文化与佛教发展——以河南省罗山县灵山寺为例

灵山寺是位于大别山区一个贫困县内的一座佛家寺院,在千年的历史中屡经兴废。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灵山寺在民间、政府、旅游开发方等众多力量的不同作用下,从一座山间小庙变成了闻名一时的“宗教圣地”、“旅游热土”,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大变革”。文章以灵山寺的历史变迁为线索,重点通过对灵山寺近20年来的发展与变化来考察旅游发展与寺庙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张力,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社会与文化的变迁。     

论今本《周易》卦序编纂的象数依据

今本《周易》卦序的编纂,是以“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这两张图重叠成的“合图”为主要依据,运用多种象数方法,特别是“卦气”学说,通过“三十六卦”的结构形式,用以演示乾坤一元的宇宙周天运动过程,说明日明系统的平衡态被彻底破坏之后地球重新整合的必然性和人类明发展的周期性的大自然法则。     

湘语的小称研究——兼与相关方言比较

湘语的小称现象比较普遍,主要有五种类型：后附词缀型、前加准词缀型、重叠型、变调型、混合型．与相关方言比较,湘语表小称主要运用附缀型的词汇手段,少用音变型的语音手段;以后附“崽”缀及其变化形式“崽崽”、“崽唧”、“崽子”为主;前加准词缀“崽崽”、“儿儿”、“铼”等现象独具特色．     

台湾义民庙与韩国义冢的文化意义比较——以台湾新竹枋寮“褒忠亭”与韩国锦山“七百义冢”为重点的探讨

义民庙遍布台湾,代表台湾客家人的一种文化现象;韩国的义冢也不少,充分体现着韩国人的文化观念。此两者的形成过程和文化内涵都很相似。顾其行事脉络,反映了浓厚的传统儒家思想的精神内涵。但从后来的演进和如今的社会功能而看,两者之间又显得有差异。从对台湾义民庙与韩国义冢的比较中,足以看出客家人与韩国人的文化观念之一斑:客家人与韩国人同样保持着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文化观念;相对而言,台湾客家人对其他思想的包容性强,韩国人对儒家思想的保守性强;台湾客家人善于应变,韩国人流于顽固;台湾客家人追求现实的功用,其文化观念为华杂,韩国人追求观念的理想,其文化观念为纯朴。     

符号吸引理论与旅游资源发展模式的实证分析——以雍和宫为例

本文以D.麦格奈尔（D. MacCannell）的符号吸引理论为基础，将雍和宫景区的发展历程系统解构为命名阶段、取景和提升阶段、神圣化阶段、机械复制阶段、社会复制阶段5个阶段。研究结果认为：旅游资源的成功开发涉及到其形成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是各阶段综合作用的结果；注重对旅游资源地脉和文脉的挖掘，促进旅游资源神圣化是旅游资源顺利形成的重要因素；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加大机械复制力度，使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感知不断形象化、真实化，是提高旅游资源知名度的重要途径。     

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的小说特征

刘向的三部书处于向小说过渡的阶段,它本身已经初步具备小说的因素,情节完整,人物形象也鲜明,注重人文环境的描写,对后世的小说有很大启发。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认识到其中的小说因素并不多,并非有意虚构故事,人物性格仅写一个侧面,不够典型,它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所以不能将之冠上“小说”之名的。     

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兼与曹宝麟教授商榷

苏轼推重蔡襄书法为“当朝第一”并不是为了维护恩师。苏轼经过广泛的比较,认为在宋初书坛无人可与蔡襄抗衡。苏轼本人有意自屈,亦未标榜自己。黄庭坚、米芾由于书法晚年乃善,苏轼没法对二人书法作出新的评价,对书坛格局给出新的排序。苏轼推重蔡襄书法还与蔡襄人品及二人书学主张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关。     

王充论"命"

王充在继承前人哲学思想的基础上,用元气、星象、骨相这些物质的东西来解释“命”,主张偶然的禀气决定了必然性的“命”;而从另一角度,他又认为偶然发生的任何变故,又都是必然性的“命”决定的,最终陷入了机械的宿命论。     

《汉书·艺文志》“成相杂辞”“隐书”说

“成相杂辞”是一种民间艺形式,先秦以来一直在民间流传,并且影响了人的创作。从现存作品看,“成相杂辞”主要产生在楚国东部,和黄老之学有密切关系。现存成相本,大都以格言谚语集锦为其形式,以道德教化为其内容,用赋诵的方式传播。“隐”和古代的巫史关系密切,由巫转 述的神的预言谶玉器大多是以叶韵的隐语形式表现出来了。到了战国游士和俳优手中,“隐”为纵横策士资为谈助,更成了俳优侏儒亲近讽喻劝谏国君的工具。隐语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根植于古老民族的原始化歌谣。隐语从神的警告变成人的讽喻,就和“谐”合为一体。谐语大都以人的缺陷作为嘲笑的对象,渐变为诙谐调侃的杂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