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情结与两汉文学

在文学发展史上，传承因袭是促进文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屈原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独具魅力的作品，赢得了有汉一代作家的纷纷追慕，形成“屈原情结”。“屈原情结”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推动了两汉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各种文学体裁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明清之际贺贻孙诠释《诗经》重视抒情主体的作用.结合具体作品,贺贻孙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指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贺贻孙对文学4要素中主体(作者)的突出与强调,丰富与发展了《诗经》的文学诠释     

古时福建的开发及方言底层词

早期对福建进行开发的既有闽越族人，也有东吴人和南楚人后裔。他们在福建境内的生产和生活促进了闽地的发展，同时在方言中也留下了痕迹。     

论《老子》中“物”之含义——郭店楚简本与王弼本的比较研究

"物"是《老子》书中的一个高频词,但其丰富的含义及重要性还未得到充分揭示。对比研究郭店楚简本《老子》和王弼本《老子》可以发现,"物",在"楚简本"中基本指"一切自然存在者",其含义比较单一、明确;而在"王弼本"中,其含义则比较复杂,"物"或意指"道"。由此可以推断王弼本对郭店楚简本《老子》之文义存在继承与发展。另外,只有建立在"道"、"物"、"器"三个层次相区分的基础上,《老子》中的"有"、"无"之含义才能更明晰。     

《风》《骚》体制异同论(下)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武进蒋氏家学与蒋骥学术特色关系考辨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是清代楚辞学的重要成果,与王夫之《楚辞通释》、戴震《屈原赋注》被誉为清代“鼎足而三”的楚辞研究著作。蒋骥在注本中所展现的重考据、求真求实的学术特色,常常被认为是乾嘉朴学的先声。蒋骥研注楚辞的学术特色的形成,一方面与清初学术风气的大环境相关,一方面又与蒋氏家学传统对其治学风格的培养密不可分。从武进蒋氏医家传统,蒋氏族人的博闻强记、擅文轻举业的天资,蒋氏几代人传承的自立立人的为学态度,蒋氏重视童子业、“共学”家学传统等方面考察蒋骥学术的生成,可以看到武进蒋氏家学对《山带阁注楚辞》学术特色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罗洪先的《皇经集注初纂前序》及其价值

明万历年间,山东道士周玄贞集录的宋元以来《高上玉皇本行经》的各种注解,编成《皇经集注》。万历十三年冬罗洪先审阅《皇经集注》后,作《皇经集注初纂前序》。由于《皇经集注》是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的《万历续道藏》编纂工作的组成部分,而罗洪先是《皇经集注》审阅者,可见明代阳明心学与道教不仅存在着思想上的交融,而且阳明学者与嘉靖万历年间的道教团体之间存在着人员之间的交往。因此,该文是研究阳明学者与道教关系的重要资料。     

诸"鄂"之辨新探

湖北应简称"鄂"还是"楚"?改名之争引激辩.湖北省是否应该简称"鄂",不仅涉及鄂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还涉及"鄂"的起源与迁徙,涉及湖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的"鄂"研究.商周时期,诸"鄂"有别.商代鄂国在南土,商纣王没有消灭鄂国."邘"非鄂国.周代有五个"鄂".晋国鄂侯是姬姓国之君,与商代鄂侯无关.     

浅析琵琶曲《霸王卸甲》的悲剧表现手段

通过对《霸王卸甲》的背景、传谱、题材、演奏形式等进行探析,挖掘琵琶“以悲为美”的器乐特性,从表现、手段上加深对乐曲艺术的理解和掌握。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流动及评价

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社会流动主要体现为楚王族集团的变动和士阶层的流动,其中既有旧贵族的衰落和新贵族的兴起,也有楚人才的外流和异族人的流入。相对而言,战国时期楚国社会的流动性比春秋时期要强,但没有形成合理的流动机制,封君制成为社会流动的一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