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少孙研究三题

褚少孙主要在三个方面续补《史记》：重大政治事件、重要人物与占卜龟策。褚补材料来源广泛,具有相当的史料、文学、语料价值,尽管如此,班固总体上对褚补抱有怀疑;在天命观上,褚少孙提出了“鬼神不能自成,须人而生”的进步观点,进而否定了“无父而生”的神话传说,将“无父而生”与“天命”联系起来,认为“天命”就是“以其先之有德”“泽流后世”,“无父而生”的传说实质上是天命降临的征兆,象征可以继承乃父的德泽;在人生观方面,褚少孙不否定人们追求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是认为一旦“立名当世”,需“持满守成”“知进知退”;政治倾向上,褚少孙尊崇汉武帝,认为汉武帝雄才大略有远见;主张朝廷任命官员要选择通经术、直言极谏之人。     

荆楚史学视野下的若干宋代问题研究评介

荆楚史学依托湖北省雄厚的科研文教实力,推陈出新,硕果累累。以荆楚史学视野下的若干宋代问题为题,分综合研究、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四个方面,介绍和评析近二十年来宋代荆襄历史研究的概况。荆楚史学界在宋代荆襄地区历史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要注意吸收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拓展视角,努力发现新史料。     

试论《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

要清晰了解《孔子诗论》在楚地的传播和发展状况,必须清楚《诗经》和儒家学说在楚国的传播和发展历史,唯有两者同时在楚地得到传播和发展后,带有儒家思想倾向的《孔子诗论》才有在楚地得到接受并被传播的可能.文章认为,若《孔子诗论》成书于春秋时代,当为七十予后学所作,并经由任不齐或澹台灭明传入楚地,则其成书当为乳子卒后即前479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前465年之后;若成书于前376年以后,传入楚地应为荀子任兰陵令的前257年—前238年之间或之后.但《上博简》为战国晚期贵族墓陪葬,战国于前221年结束,故《孔子诗论》入楚当限定在前257年—前221年的范围内.综合《上博简》的整体情况来说,后一种推断更具有说服力.     

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

宋玉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历来与屈原并尊为"中国文学之祖".但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对后代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何乔新《楚辞序》看明代前期楚辞研究的状况

明代前期国力逐渐昌盛后,文坛上出现了以歌功颂德为主旨的台阁体,学者们亦多从教化、治世的角度接受前代儒者的思想。何乔新身处明代前期国力鼎盛之时,他以官方儒者的身份,倡导世人以推洁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环丽之词而歌咏太平的态度来接受《楚辞》。他的这种主张亦是明代前期官方舆论风向的写照。     

20世纪文化人类学视野下的楚辞研究回顾

20世纪楚辞学界先后涌现出不少学术成就突出的大家,他们大多提倡采用新的方法来进行学术研究,包括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思路,其中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代不乏人,硕果累累。试对这一历史过程做简要的梳理,以期对新世纪楚辞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慧眼独具识幽隐——评赵逵夫先生《屈原与他的时代》

针对日本汉学界近年来出现的“屈原否定论”,著名学者赵逵夫先生在他的学术专著《屈原与他的时代》中勘正谬说。对屈原与楚辞研究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和阐释。赵先生在屈原研究中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微观到宏观。步步推进,进行全方位的立体论证,见解独到。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区域文化传统与唐诗创作风貌的离合——以楚、蜀文化为例的分析

文化的历史传统与诗人活动的地域空间构成了时间和空间的交叉和叠合     

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浅论

立足于出土文献流传视角,楚竹书传承字新见本义可分为二类：战国前各类文献皆未见的新出本义和战国前传世文献已见的准新出本义。这些本义数量少,使用频率低。战国前出土文献的局部面世和文献内容的字义选择,造成了这种本义呈现的滞后现象。     

楚辞与战国楚方言阳声韵韵部合韵考

对过去学者提出的部分战国时期楚方言的阳声韵部的语音特征如东冬合韵、东阳合韵等提出质疑。根据（（楚辞》、《老子》等传世文献以及上博楚简、郭店楚简以及部分两周时期青铜器等出土文物的韵文部分并参考西汉辞赋的用韵情况对楚方言的阳声韵部合韵状况进行综合考察,认为元真合韵,耕真合韵,．m尾韵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是楚方言特有的音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