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的几点思考——与梅节先生商榷

《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是梅节先生第三次校订出版的词话本《金瓶梅》,其目的是为读者提供一个错误较少、可读性较高和接近原著的词话本,但在人物名字的修改、断句和文字的修改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     

人文地理视野中的傣族体育成因探析

傣族传统体育具有的柔美、细腻、传情、修身养性等文化特质,是傣族文化圈内独特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人文环境因素复合的结果。在影响傣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质形成的诸多因素中,“水文化”起到了核心主导作用。其对自然、社会人文环境中各种相关因素的选择与整合,直接决定了傣族体育的文化品性与发展模式。     

彭真与北京市政建设——以规划设计、交通和绿化建设为视角

20世纪50年代,彭真对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道路交通、环境绿化等建设提出了顾远景、宽道路、大广场、广绿化、建车场、重公交和修地铁等高瞻远瞩的思路,这些构想对我国当今市政建设仍具重要指导意义。     

新安理学盛衰始终的内因探微

新安理学的盛衰始终,除了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外部原因外,还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主要表现为新安理学初始即具有的对朱子学尤其是朱熹本人的尊崇以致于迷信。这一内在原因,深刻地引导、规定和制约着新安理学的存在和发展。同样身为新安学者的戴震,以“志存闻道”为治学旨归,并通过考据学方法,揭示了程朱理学援引老庄、释氏诠释儒学经典的实质,以及因此对儒家思想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程朱理学接续孔孟道统的传统观念,消解了新安理学得以成立的思想理论依据,新安理学因此而告终结。     

论戴震文字学体用观的创新意义及影响

自汉代“六书”问题提出至今,语言研究者大多围绕“六书”为造字方法做了不懈的探讨,但分歧也多。通过对古代语文学语境中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考察,并结合戴震“六书”文字体用观的推阐与运用,对“四体二用”问题再做历史解读,以突出戴震文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及其对今天语言学的启示意义。     

郑珍诗与山谷诗学的关系

郑珍为诗,濡染于其师程恩泽,而与同代诗家祁寓藻、何绍基、曾国藩俱有宗宋倾向。但论者每谓郑诗师法韩、孟,并取元、白。其实郑诗取于韩盂,要在学问与脱俗两端,接引元白而去其俚俗,亦于二者为然。郑珍在创作上并溯韩、孟、元、白,却十分切合黄庭坚诗学强调学问和力避凡俗的基本主张,正是在这一根本的方面,郑珍诗显示了与山谷诗学的深层联系。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金平傣族女性教育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金平傣族女性受教育程度低，影响其生产能力，婚姻亦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究其原因，除经济上的贫困外，观念陈旧及应试教育与当地社会脱节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对女童教育意义应提高到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及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多个角度来理解。     

朱振家本《古代汉语》注释的两个问题

目前国内使用面较广的朱振家本《古代汉语》教材在注释方面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少数注解不合情理，与意相 格；二是教材内部有自相矛盾现象，使人无所适从。建议再作修订时予以重视。     

德宏傣族剪纸探析

研究少数民族剪纸的文章,以苗族、满族的多,而专门研究傣族剪纸的文章很少。傣族剪纸的起源已无从考证,但其发展的历史与傣族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并存的。根据历史记载,傣族的剪纸、纸扎运用范围较为广泛,如:日常用具,戏剧舞台、道具的装饰、葬礼、佛寺、佛塔、宗教活动等,并且仪式隆重,内容形式非常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