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神学化自然观的逻辑进程

儒学到了西汉时期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其显著的标志就是董仲舒把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自然主义”思想与儒家“人本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神学化自然观。这种自然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时代性,也有某种逻辑上的必然性。它根源于人们对自然界“同类相动”的普遍认识,经董仲舒“天人同类”的证明,必然形成“天人感应”的认识。     

析南部侗族地区“行歌坐夜”活动中河歌的特征

“行歌坐夜”主要流行于南部侗族地区,它是侗族民间恋爱习俗,反映了侗族独特的婚恋文化.侗族河歌以它丰富的内容与形式,在“行歌坐夜”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和旋律抒情等特点.阐释“行歌坐夜”习俗及其文化内涵,探析侗族河歌文化特征,旨在让更多人关注与了解侗族的民俗文化以及民歌文化.同时,为相关研究领域提供一些参考.     

“黎从榕”地区侗族音乐整体性保护探索

侗族音乐文化是统一整体,本文从“黎从榕”地区音乐文化的过去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侗族音乐的整体性保护已刻不容缓,提出通过设立侗族音乐保护公益基金,建立侗族音乐保护与传承公约,成立侗族文化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同盟,建立侗族音乐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一条可以探索和发展之路。     

鄂西南侗族社会人口和生计的人类学考察

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人口、生计角度对鄂西南三个侗族自然村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考察。认为:鄂西南侗族社会是200多年来不断适应当地生态环境的结果,当前鄂西南侗族社会族际和社会关系和谐,其传统正急剧变迁。     

冲突与整合中的传承——教育视野下侗族传统技术传承的思考

侗族传统技术是侗族人民在其宇宙观、自然观支配下,在与特定自然环境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是侗族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侗族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冲突使侗族传统技术面临被替代与消解的境地。如何实现侗族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的有效整合、在冲突与整合中实现传承,是侗族地区教育不可回避,并应该思考的问题。     

2014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4年董仲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不乏上乘佳作。传统问题热点依旧,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研究更具时代关怀,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结合;学术反思是本年度研究新热点;《衡水学院学报》继续成为董子研究的重要平台。但本年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突破上、海内外董学研究的交流切磋方面有待改善和提高。可以说,2014年是董仲舒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秦汉间的大变局中与时俱进,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常道”,如崇尚道德、仁爱精神、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等,同时也有所“损益”,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汉承秦制”的整合。这为我们传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和创新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黔东南苗侗族节日与传统体育

黔东南苗侗族传统体育活动有的有几百年的历史,经久不衰,比如芦笙舞、斗牛,龙舟、侗族摔跤,经2009年和2010年两次全州广泛普查,苗乡侗寨有各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80多项（种）其中在民族节庆活动中一直延续的达50余项（种）。节日和传统体育活动似乎有着某种联系,黔东南苗侗族节日传承性如何,节日对苗侗族传统体育有何作用,带着这些疑问,探讨黔东南苗侗族节日和传统体育的关系,以期能够为黔东南苗侗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理论支持。     

西汉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及其原因分析

先秦时期思想自由、开放,人们可以各抒己见,没有所谓的权威、标准,各种思想学说纷杂并存。而古代的思想家又普遍认为思想的混乱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因此希望统一思想。一直到西汉汉武帝之前,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循的统一的主流思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从先秦百家之一的学说一跃而成为官方的主流的意识形态。儒学之所以能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被广泛接受,主要有几个原因:儒学的文化渊源最深远、社会影响最深广;儒学能为西汉的王权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儒家有助于维护君主权威和社会秩序;儒学理论能在一定程度上解答当时的现实问题。     

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研究——以三江侗族大歌为例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在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之下,民族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生存的危机。文章以三江侗族大歌为例,提出对其进行保护性旅游开发策略。并希望以此为鉴,对侗族乃至其它少数民族歌舞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提供借鉴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