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方法和唐诗批评的美学趣味

诗学理论中的"性情"说,发展到宋代,受到理学的深刻影响.北宋的中后期开始,理学思想及方法对于诗歌理论和诗学方法的渗透,儒家传统诗教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内涵,因理学的观念和概念的提出而扩充了.其中首先是对"发乎情志"的界定.此时的"情志",已经不是原先单纯的出于自然的诗人个人情感,而是所谓合乎"天理"的"自然",这样,诗人的自然之情便要受到某种制约,而不是像先前那样,是随意的流泻.这里藏伏下来的因素,日后便成为后代诗学方法中,强调"性情"与"法度"统一的先兆.诗学理论与实践中,所谓的"自然"与"法度",或者"性情"与"法度"的统一,在"理"和"道"的层面上,根本无法实施,而只能落实到具体的诗歌技巧如"平仄"的运用中去.理学范畴中的矛盾最后导致诗歌创作实践中摹拟措施的产生.严羽及<沧浪诗话>中的许多观点的形成,都与宋代理学观念与方法有联系,而并非仅仅是"以禅喻诗".甚至可以说,严羽只是对前期深受理学方法影响的唐诗观的一次专业性总结.     

修复书院振兴理学--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朱熹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学说为后世所宗,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学者。他对南宋和后世书院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兴复白鹿洞书院,为书院确定方针、建立制度、置田建屋、延聘名师、充实图书,并亲自参加教学工作,和学生一起质疑问难,不仅为南宋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树立了榜样,为其后历代书院所遵循,甚至对封建社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朱熹将理学引进书院,书院弘扬理学,理学家自己办学,弟子又办学,书院以扩大理学为范,在理学的指导下,发展更快,其他书院亦效仿之,从而推动全国书院发展起来。     

朱熹立法思想初探

朱熹有关立法方面的认识在其整个法律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律法精神上主张立法为公,在对待旧法的态度上坚持勇革弊法,在立法技术上力主行简易之法,在立法手段上认为应当“德礼刑政”综合为用。朱熹在立法领域的思想是比较丰富全面的,其中不乏值得我们今人借鉴之处。     

习仲勋与陕甘宁边区土地改革

2002年5月,新华社在播发习仲勋生平中称:他尤其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文章介绍和评述的是在解放战争特殊年代陕甘宁边区进行土地改革的以及防左纠偏情况,毛泽东、习仲勋的书信电报中可以领悟到老一辈革命家求实创新和对人民事业呕心沥血的优秀品格.     

《唐摭言》、《唐才子传》所记李洞事迹考

《唐摭言》，《唐才子传》所载李洞事迹有所讹误，如李洞在昭宗时并无凡三上不第之事；裴贽也并非因科场上有意屈抑李洞而遭无子的无谴，李洞之不第，乃与其崇奉贾岛，考场上的唐突之举，及其诗风的奇峭苦涩为礼部所厌恶有关。     

李洞蜀中诗作考论

晚唐诗人李洞约有三十首诗篇涉及蜀中.本文根据现存文献资料,试对诗人李洞的蜀中诗歌创作加以考辨,主要剖析了其在蜀中寄与侯圭、吴融、贾岛等人的诗篇.     

《戏赠杜甫》非李白诗辨及对李杜关系的再认识

章的前半部分通过考证，进一步论证了《戏赠杜甫》一诗非李白诗的种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李杜关系予以重新检视，认为李杜的交情的确很好，但并没有达到后人通常认为的“知音”程度。而正确评价李杜友谊，为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他们的诗歌及创作主张、思想经历，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朱子读书法与当代语文教学

《朱子读书法》是南宋思想家、教育家朱熹阐述其读书理论的重要作品。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力”、“居敬持志”六个方面。读书六法所阐述的教学思想与当代语文教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少经验与现代教育理论耦合,可以作为当代语文教学的借鉴。     

“侗不离酸”与侗家的民族认同

侗族嗜酸,侗酸种类繁多,醇香可口,有荤酸、素酸、腌酸、煮酸等等。侗族谈情说爱不离酸,婚俗不离酸,育俗不离酸,丧俗不离酸,"月也"待客不离酸,建房不离酸,于是嗜酸也就成了区分侗族与其他民族的一个边界,从而赋予"侗不离酸"具有民族认同的功能。     

西安古都史当在5000年以上——西安作为黄帝“铸铜（鼎）地”和“都邑”新探

《史记》中的＂黄帝史观＂,在血缘、文化、＂治统＂和＂关中文明一元论＂四层含义上,把黄帝视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共同祖先,对维护中国统一和民族凝聚力曾具积极意义,但在科学上也有偏误。它关于＂黄帝铸铜鼎于荆山＂的记载,虽被镶嵌在黄帝史观背景上未可全信,但荆山作为黄帝＂铸铜地＂,却被考古所证实。《史记》在汉武帝＂为鼎而狂＂时,根据民间传说写下的这一笔,也是记录黄帝在西安荆山铸铜事件的信史。从《史记》其它记载看,作为黄帝＂铸铜地＂的西安,其实就是黄帝＂都邑＂,西安的古都城史应被提前至黄帝时期,当在5000年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