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族白剧音乐的形成和发展

白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早在三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文化时代，洱海地区的人们已使用铜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时代和秦汉时期不断加深的民族音乐的发展，以及隋唐时代的衍变，元明时诞生了戏曲音乐形式“吹吹腔”，后又在清代出现“大本曲”说唱曲种。两个曲种在白族地区多年流行传唱。自1954年第一出大本曲剧《施善册入社》在大理上演后，文化部门将“吹吹腔”和“大本曲”合二为一，命名为“白剧”。     

僰人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许多辞书对“僰人”的解释为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但是,通过对当地风土人情的考察及历史资料的分析后,发现僰人非西南地区少数民族。     

顾氏移民宗族与明代贵州开发和民族融合

顾氏移民宗族在明代随移民高潮进入贵州,其政治军事活动直接促进了贵州省治的建立,从而成为开发贵州的先锋。值得指出的是,移民宗族的一支进入黔东南苗疆,使顾氏宗族分衍为汉、苗两支系,两支系共同促进黔东南苗疆的开发。明清以来,汉苗两支顾氏宗族共同发展,一方面承继了中原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促进了汉苗民族文化的融合。     

论畲族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构建

在分析建立畲族文献资源数据库之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论述了畲族文献资源数据库的构建框架和内容,并对如何着手构建问题作了探讨。     

东干族族名考略

“东干“即“东岸“、“东岸子“,是东干人对自己族名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与突厥语tung gan(“通干“)在语音和语义上发生巧合,即“站下来“、“留下来“、“住下来“,与陕甘回族移民至新疆的史实相符,更流露出“东干“这个移民群体浓浓的故土情结.     

乾嘉时期蒙汉通婚禁例废止考

清朝自人关统治之始,便禁止蒙古族和汉族互通婚姻。但随着清朝对边疆的渐进统一,蒙汉交往逐渐频繁,蒙汉通婚成为大势所趋。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断然取消禁令,允许蒙汉通婚。嘉庆帝亲政后,于嘉庆六年（1801）,再次禁止蒙汉通婚。     

构建红河州农村生态文明的彝族生态文化建设

文化与环境有着密切联系,文化可以作为一种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生态文化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红河州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从农村环境问题与彝族文化的相关性分析入手,找出影响农村环境问题的文化因素,并提出彝族生态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对构建农村生态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清代黔东南苗疆地区习惯法的法律人类学阐释

黔东南苗族人民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的习惯法规范体系。至清代,习惯法成为苗疆地区维持苗民内部的社会组织秩序及其运转的主要力量。鼓社、议榔和理老作为苗族社会的三大支柱,并在习惯法的执行机制中扮演关键性角色。从法律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苗族习惯法也是苗疆地区山地耕猎性经济文化类型的集中反映,苗族原始宗教、禁忌、生态环境、社会风俗等因素对其习惯法的生成、发展和适用有着深刻的影响。     

女书与瑶族文化的旅游品牌塑造

神秘的女书和神奇瑶都千家峒，是江永两大极有前景的旅游资源。但到目前为此，由于没有对女书和瑶族文化旅游加以明确的定位，也没有设计鲜明的形象，两大旅游品牌没有树立，现实的开发也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导致女书和瑶族千零峒旅游兴而不热，资源优势远未充分发挥。本文将从品牌的市场分析、品牌的定位、品牌的提升三方面分别探讨“女书”和瑶族文化的旅游品牌塑造，通过女性风情旅游区和瑶族千家峒寻根休闲旅游区研究设计，为进一步开发利用永州旅游资源，推动永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基督教音乐活动与艺术人类学阐释——以云南芭蕉箐苗族为个案

苗族作为云南受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教唱诗已然成为其重要的文化表征，对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各个方面产生巨大影响，并在其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了多姿多样的功能色彩。唱诗的内在组织特征和外显展演形式，正是艺术人类学的学术观照对象。艺术人类学以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思辨作为潜在资源，以人类学的田野实证、实践体验作为具体路径，表现出来的敏锐现实介入力和问题阐释力正好成为阐释唱诗这一基督教音乐文化活动的有效理论视角。该视角着力于探究基督教音乐艺术实践的形塑功效，试图从音乐活动的展演切人到音乐主体的审美趣味，从而突破和超越了既往对该问题研究的平面描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