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与中原文化——兼论李杜异同之地域文化原因

中原文化的概念。中原文化与中华文化、河洛文化之关系。中原文化之特点:承传的正统性、崇实性、先导性、兼容性、辐射性。从杜甫的家世及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他是在中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李白与杜甫的相同是因为都受到中华文化之哺育,都是受盛唐时代风气的熏陶,都博采了各地域文化之精华。李白、杜甫在思想、性格和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主要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同,青少年时期所受地域文化之影响不同,李白主要是受巴蜀文化之影响;杜甫主要是受中原文化之影响。     

生死不渝的奇幻爱情——用格雷马斯行动元模式分析《牡丹亭》

通过使用格雷马斯的行动元理论分析《牡丹亭》,我们总结出故事情节的发展模式,可以从中看出各个矛盾势力之间的冲突,以及各个势力背后具有的深层内涵。通过对人物行动元的归类,文章的脉络更加清晰可见。在各个矛盾势力的冲突下,人物的性格也鲜明深刻起来。     

从杜荀鹤诗看其佛禅情结

晚唐是个特殊的时代,大多数诗歌为感伤之作,杜荀鹤的诗亦不例外,悲苦凄凉之声似乎尤为明显。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个人经历,使诗人对佛教的“苦谛”、“空无”、“性净”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从而使杜诗多了一层佛性禅心。挖掘杜诗的佛禅元素并分析诗人这种佛禅情结的原因,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杜诗甚至晚唐诗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古诗翻译批评标准初探——以杜甫《登高》的两种英译本为例

翻译始于实践,止于批评。而翻译批评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标准,就如同无本之木。因此,对翻译批评标准的研究能够加强译品的质量评估,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本文运用王宏印教授提出的文学翻译评判六个标准,分析杜甫《登高》的两种英译本,以求客观合理地评判古诗英译。     

重审杜牧《清明》诗案

今日的杏花村文化现象都与托名杜牧的《清明》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在唐宋文学中的诗意延伸。据考察,＂杏花村＂词组在今存唐诗中出现过3次,在宋诗中出现过17次,在宋词中出现过4次;＂杏村＂在宋诗中出现过3次。这27个杏花村除了南宋方回诗中一个＂杏村＂是实指外,其余全是虚称,则《清明》之中的＂杏花村＂也当是虚指。学者从目录学、诗韵学、诗歌风格学等角度曾经怀疑过杜牧对《清明》诗的著作权,此外,若从诗意传承的角度去看,《清明》诗也不可能为杜牧所作,它只能产生于两宋之间。南宋以来的个别词选中录有一首署名北宋宋祁的已经化用了《清明》诗意的词《锦缠道·春游》,但至少有四点理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果。     

略论《道德经原旨》的帝德论

《道德经原旨》对治人者的道德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从帝德修养的重要性、爱民之心、执政为公、不骄不争、谦虚逊让、以柔制刚、诚信待人、言行稳重、知人善任、崇俭知足、正己正人等方面作了全面论述。杜道坚的帝德论继承和发展老子的思想,并在宋元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致君尧舜：杜甫终身不渝的政治理想

袁行霈先生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认为,杜甫在长安时期“立登要路,致君尧舜”的理想就已经破灭。然而,大量诗证说明：杜甫“致君尧舜”的理想一直没有破灭,其致君之努力直至终老。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     

民国时期的成都餐馆初探

1911年至1949年,近四十年成都的历史,政治混乱,军阀混战,日本轰炸充斥其间。按理,此间成都经济应百业萧条,民不聊生,但事实上民国时的成都,除了临近解放的很短时间,其经济却总体繁荣。因此,民国时期成都市民的饮食生活,继承清季以来嗜食传统,总体趋于奢靡,促成了民国时期成都餐饮业与整个时局迥异的繁荣景象。研究这个时期成都餐饮业的情况,是一个未曾有人涉及并很有意义的研究。     

《读杜心解》的诗歌鉴赏理论基础及批评效果

《读杜心解》的诗歌鉴赏理论基础主要有二":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其中",以意逆志"表现为三点:以心会心,通观全篇,辩证运用注和解;"知人论世"表现为三点:关注时代背景,关注史事,注重对地志、天官、天文、名物的注释。浦氏将两种诗歌鉴赏理论结合起来综合运用,达到了最好的诗歌批评效果。以此观照杜诗,浦氏的《读杜心解》确有不同凡响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