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室内外空气质量的初步研究

选择2006年4月30日至5月10日,结合“五一”长假前后参观游客数量的变化,对莫高窟室内外总悬浮颗粒物（TSP）和污染气体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加强连续观测,获得了莫高窟室内外大气环境污染的初步数据。在观测期内,室外、非开放窟[320窟]和开放洞窟[257窟]大气TSP的日平均质量浓度分别为1138.4 μg m-3、228.5 μg m-3和286.4 μg m-3。TSP中水溶性离子分析表明,Ca2+、SO42-、Na+和Cl-是水溶性无机离子的主要组分,且室外水溶性离子浓度高于窟内水平,长假前后水溶性组分浓度有明显变化。碳气溶胶分析显示,开放洞窟相对于室外和非开放窟具有较高的碳气溶胶的浓度水平。获得了研究区NH3和气态HNO3的浓度水平。游客数量对TSP质量浓度,水溶性离子浓度,碳气溶胶浓度和污染气体均有显著影响,旅游高峰期污染物质浓度显著增高。     

读诗随笔

《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曾受到学界和唐诗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赞誉,但辑考者忽略了整理敦煌诗歌最基础的文字要求,在录校文字时或审慎不周,或曲解诗意,抑或未加考辨,使某些明白易懂的诗句被录校得面目全非,如“李陵台”写作“高□台”,“汗马”写成“汀马”,“平原客”写作“平桌茖”,“诸佛”写为“论佛”,“奉佛”为“来佛”等等。     

敦煌讲经文作时考

敦煌讲经文是敦煌遗书中一种重要的佛家讲唱文学样式,由于文献记载甚少,多数讲经文的创作时代都非常模糊。文章集中考证了《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经文》、《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妙法莲华经讲经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讲经文〉、《父母恩重经讲经文》、《十吉祥》等八篇讲经文的创作时代。     

敦煌使吐蕃使及其诗作探微

本论述敦煌卷子P．2555中所录数十首诗为敦煌使吐蕃使所作,并非一般所认为的是被吐蕃所俘的敦煌人所作。诗中描述了吐蕃占领区的山川风物和风土人情,填补了献的空白。诗还写及作的思乡怀友之情。本对敦煌使出使及被拘禁情况,以及诗作内容,都作了详细论述。由于诗产生于吐蕃占领区,又为唐人佚诗,所以极为珍贵。总之,使蕃诗不仅有很高的学价值,也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了解唐代青海境内情况的珍贵资料。     

敦煌壁画的盐害与日常维护

对于大型不可移动遗址制定科学的日常维护措施对文物的长久保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莫高窟壁画中普遍存在的盐害为主,通过分析壁画中盐害的种类分布以及引起盐害迁移的环境因素,加之引起环境湿度改变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控制洞窟内湿度上升应当作为最主要的日常维护措施之一。     

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

敦煌出土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Abhidharma-kos′a-bhāsya-tikā Tattvārtha-nāma)》是现存回鹘文献中篇幅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写本之一,原件藏于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8212/75A-B。从回鹘文题记看,该写本的抄写时代应是元末。但值得注意的是,写本末尾出现有蒙古文题记,称"大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初一"。这一题记表明,在该写本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敦煌研究院编号第17窟)之前,原藏于伯希和编元代181窟(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4窟),甚或已流落民间,再经蒙古人之手留下了"光绪三十年"的蒙古文题记。后由王道士将其移到藏经洞中,再为斯坦因于1907年获得。这一史实为藏经洞晚期文献来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例证。     

吐蕃敦煌抄经制度中的惩治举措

吐蕃统治敦煌期间,在敦煌大兴弘佛之举,举措之一便是赞普墀祖德赞发起的大规模的抄经活动。为了完成赞普的弘佛意愿,僧相钵阐布贝吉云丹和墀祖德赞的王妃贝吉昂楚亲赴敦煌指导并亲自参与了佛经校对工作。在吐蕃官方政令的强力支持下,吐蕃在敦煌的抄经制度上升到了法律的高度,本文将就吐蕃敦煌抄经事业中的惩治举措作一初步探讨。     

唐代城主相关问题考——以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为中心

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城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前人对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本文就在此基础上,从城主的渊源、级别、属性和铨拟、执掌等,以新的角度去分析和总结唐代城主的实际内涵和具体职责。     

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造型思想研究

敦煌佛教壁画背景中的山水画造型,不但受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而且还受后世文人思想及中原地区传统山水画创作的影响;敦煌壁画中的山水画造型不以单纯地描写自然场景为目的,而是追求人间与佛国精神的相互感应,用自然山川的形象符号,表现人们想象中的佛国世界的景观环境与无穷哲理。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唐西州、沙州的乡村制度演变

20世纪以来,学者们从文化、政治、阶级、阶层、经济、婚姻等不同角度入手,试图对唐宋时期社会变迁作出＂知微见著＂的分析概括,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从地方行政建制和基层组织形态的角度去研究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相关资料对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