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几道词:伤心人的感伤写作

晏几道是一位多情的感伤词人。由于他出身相门 ,而后又家道中落 ,谋生无计以至仕途蹭蹬 ,再加上他傲物睥世、敏感多情的性格气质 ,就使得他的爱情词显现出一种强烈的感伤色彩。其“艳词颇有藉诗酒风流自遣的有托而逃的意味” ,即对爱情至死靡它的追求成了他心灵的避难所。为了表达这刻骨的“伤心”意绪 ,在艺术上 ,他借助了“追忆”与梦境 ,借助于章法上的顿挫多姿以及语言上“字外盘旋 ,句中含吐”等艺术手段 ,并且注重向诗歌和慢词长调学习 ,从而使传统的令词在语言的精度和情感的深度上超越《花间》 ,呈现出一种开新拓展的新气象     

诗画连珠仰高吟--评新罗山人《离垢集》

华(品山)诗歌自然淡雅,浪漫洒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本文评述华诗歌的巨大成就、成功原因和<离垢集>的内容.     

延安大学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红色经典艺术是中国共产党艺术实践的结晶,对学生艺术素养、人文精神、道德人格等方面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延安大学借助获批国家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有利时机,大力推进红色经典艺术教育,通过加强领导,健全机构,突出特色,创新活动,引导示范,提升质量等途径建设红色经典艺术教育示范基地,取得了一些成绩,对高等学校红色经典艺术教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严万里《商君书校》校勘特色平议

<商君书校>一书,以其校勘的精审、方法的缜密见长.著者淹博通贯,小学根底扎实,且熟谙于朴学家校治古书之法,因而在校勘的实践中应付裕如,左右逢源.在校勘上搜罗宏富,征引广博,在指出诸本文字差异的同时,抉择按断,兼下己意.不盲从古本或善本,敢于大胆发疑,刊改漏失,补苴未备,提出了若干具有创造性的新见解.校勘文字,大胆审慎,...     

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之理论差异

陈衍和沈曾植均为近代同光体之代表诗人。作为同光体的理论家,陈衍最重要的诗学主张就是所谓"三元说",即学诗应该以盛唐开元、中唐元和、北宋元祐诗人为楷模。然沈曾植在与陈衍论诗、得悉陈衍"三元说"内涵并为之诠释后,又提出"三关说",即学诗应该打通"三关":宋之元祐、唐之元和、晋之元嘉。过去讨论同光体,着重在其成员创作和理论的共性特点,对其间所存在的差异,论述不多。其实,作为近代人员最多、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其内部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有差异,尽管他们都集结在学宋的大旗之下。陈衍"三元说"与沈曾植"三关说"的差异,首先是学习的对象不同,"三元说"有开元,而"三关说"将其易为元嘉;其次是学习的时序不同,"三元说"是顺下,"三关说"是逆上;再次是学习的内容不同,"三元说"仅局限在诗歌的范围内,而"三关说"则将写诗之功夫,拓展到儒学、玄学和佛学,即学术的范畴,同时,又与时代之现实内容挂钩。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的交往

严复与＂同光体＂成员关系密切,他与郑孝胥的交往长达数十年,与陈三立相见较晚但惺惺相惜。严复诗风亦受＂同光体＂影响,可谓宋诗派外围成员。在政治思想、文学思想上,严复与＂同光体＂成员也多有契合之处。从严复和郑孝胥、陈三立等＂同光体＂成员的交往亦可窥见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近代士大夫的分化情况。     

民俗旅游中传统文化的“真实性”探讨——以桃坪羌寨“花儿纳吉”赛歌节为例

旅游的“真实性”分为客观性真实、建构性真实和存在性真实．旅游地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碰撞,使得文化差异性减少、趋同性增加,从而导致民俗旅游中“真实性”的缺失．以桃坪羌寨“花儿纳吉”赛歌节为例,通过与传统的“花儿纳吉”对比,探讨了民俗旅游对传统文化“真实性”的影响,意在揭示保护传统文化“真实性”的重要意义．     

论梁武帝崇佛之原因

梁武帝萧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梁朝的开国帝王。他即位后,鉴于宋齐两代因争帝位而被杀者达十人之多,牵连而被杀的贵族数不胜数。因此,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他选择了用佛教来治理国家,其目的有三:一是转移上层统治阶级的视线,削弱来自内部的威胁;二是扰乱人民的思想认识,麻痹人民的斗争意识;三是佛教的本土化发展趋势能促进政教结合。由于梁武帝的崇佛,虽然促使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但也加速了梁王朝的灭亡。     

中国共产党与阎锡山集团统一战线的形成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灭亡中国的步伐。山西军阀阎锡山怀着对日、蒋、共三方力量的恐惧,转向“联共抗日”,中国共产党对阎锡山集团所进行的以斗争求团结的争取工作,促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言""两拍"中的词与词人

词在“三言”、“两拍”中随处可见，它们具有开宗明义、总括全篇等功能。作家同时还塑造了不少唐宋词人的形象。由于不同的创作态度，作品艺术成就存在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