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民俗语言观

文章从语言与文学、俗语与雅言等辩证关系入手,通过对《文心雕龙》中有关通俗文学及民俗语言文化等相关文献材料的分析研究,认为刘勰在其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中已客观地形成了其初具规模的民俗语言观。并在对其结构内涵及产生原因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分析阐释的同时,也对其在民俗语言学层面上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进行了较客观辩证的评价。     

“梦中传彩笔 花叶寄朝云”——废名散文读解

废名被认为现代诸作家中“第一名难懂”。他披着释道外衣,骨子里却是个入世的儒者;曾引李商隐的诗“梦中传彩笔,花叶寄朝云”,勾勒自己的创作心迹和人生理想。其散文的特色是率真、诚实,追求“杂树生花,群莺乱飞”的自然美,以及清淡、朴讷和奇僻、生涩的美。     

文廷式词的苏辛风格与思想底蕴

文廷式词具有苏轼、辛弃疾词超迈豪放、大胆创新的艺术风格。其思想内容既是作者忧国忧民、满腔热血的真情流露 ,也是晚清新旧两派激烈斗争的现实反映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与深刻的历史内涵     

赋体溯源与先秦赋述论（下）

论及先秦赋,有的将《楚辞》中包括《天问》《九歌》在内的全部作品皆划入其中。论及赋的源头,有的认为来自行人辞令,而大部分是据“赋者,古诗之流也”及“赋者,铺采摘文,体物写志”的概念空泛加以推论。本文认为应根据已定型的汉赋的几种体式,分别探讨其源头。实际上骚赋、文赋、诗体赋和俗赋在战国之末都已形成。屈原在西周末年以来诵诗的基础上,吸收楚民歌的特征创造了骚赋和诗体赋。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过去学者们或以为出于诸子,或以为出于行人之官,实际上其文本来自议对和行人辞令,但由应用文字而转变为文学的一种形式,同瞍朦的赋诵活动有关。是瞍朦选择有意义的议对和辞令,整齐其语言,使之更便于赋诵,从而促成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的产生。除文献记载之外,先秦时较早的赋体作品中常以师旷为主要人物,也说明这一点。俗赋的题材则取自寓言和传说故事,它的形成同以表演、说笑愉悦人主和贵族的俳优有关。战国时淳于髡所编《晏子春秋》中有不少近于俗赋的作品,有的甚至传至汉代以后,在唐代俗赋作品中也得到反映,便是证明。瞍曚和俳优是先秦时代的专业文艺工作者,他们对赋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诗赋欲丽”与文学观念认知的转向

“诗赋欲丽”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对于后世文学发展进程具有积极而且重要影响的意见。这一意见给其后的理论继承人最大的启发,更多体现在人们对于文学观念认知的心理转向方面。它消解了文人游移与文道冲突中的心理障碍或者说是心理上的疑虑,迎合甚或说是感发了文学家对于词藻美的兴趣。重视词藻成为了诗文创作的一个正当的理由,而不必担心遭到过多的思想攻击。“诗赋欲丽”含蕴的文学作品的声情美、节奏美的主张,同样也触动感发了文学创作对于声律的追求。骈文的兴起,诗歌声律的追求和理论探讨,不能说没有曹丕“诗赋欲丽”说暗藏其中的影响。     

闻一多诗作诗论及杂文与人格的方正和圆满

作为学者的闻一多在针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时,总是将其文和其人相结合.其实,作为人们研究对象的闻一多,其诗作、诗论与杂文等,也都是其方正人格的表现.闻一多凡事追求完美和极致,由于其人格建立在高洁的基石上,因此,他之由绅士转变为斗士,就不是政治家的政治表现,而是坚持正义、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行为.所以,其方正人格的"绝唱"又使其诗作诗论乃至杂文的品位得到彰显.闻一多虽然失去了宝贵生命,但正因为他有"道",所以无论其诗作、诗论还是人格,都能获得圆满和永生.     

彦和弃陶蠡测

《文心雕龙》为何不论陶渊明?从接受途径看,陶作当时影响不如后世深远;在"原道、征圣、宗经"原则和辞采、用典、声律等方面,陶作不契合刘勰的批评标准;陶作不能反映一时或一代风貌,不符合刘勰的创作意图。     

黄山艺苑诗选（8）

搜集整理汪士铉、郝士仪、郑旼3位明末清初徽籍人士的40首诗作,对作者、诗的出处、诗中涉及人物和历史作了考证,尤其对汪士铉的生平、友人作了较多的考证。     

论张裕钊《辨司马相如〈封禅文〉》

许多文人都认为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对汉武帝阿谀奉承,张裕钊却以为“不然”。是“讽武帝之封禅”,并指出这些文人的学风不正,没有读懂《封禅文》的本旨。     

范氏口传文学家族民歌解读（之一）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范氏家族和田畈村的社会背景及其口头学传承状况的研究，从移民活动、家庭传统、社会环境和个人条件等方面，分析了范氏口传学家族形成的原因，丰富了对民间学传承规律研究的内容。同时分析了武当山民歌的内容构成，演变、发展的历史脉络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