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自塑--论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笔下的乡村女性

本文从20世纪女性文学的误区入手,通过与男作家笔下的乡村女性作比较,论述了新世纪以来王安忆、方方、迟子建三位女作家描写乡村女性的作品。她们同时对当代底层妇女“苦难”命运进行书写,表现了乡村女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性格、心灵及命运的嬗变。王安忆从存在主义的哲学层次,表现乡村女性对自我命运选择的自觉;方方从身体伦理学的角度,反映出乡村女性反抗的自觉;而迟子建则从审美伦理学的角度,提升底层人民的精神生活,表现出底层妇女审美的自觉。由此论述这些作品对女性文学发展的意义。     

《广绝交论》作意新探——兼论梁初荆州雍州两大集团的矛盾斗争

刘峻《广绝交论》明指到洽兄弟,实指梁武帝萧衍。萧衍齐末在雍州起兵,与荆州萧颖胄集团结成联盟,取得灭齐之战的胜利。然而荆雍两大集团间始终存在矛盾。天监三年,曹景宗等坐视原属荆州集团的司州刺史蔡道恭被围而不救,致使蔡于城中病死、司州陷落,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刘峻因为得罪萧衍而仕途受阻,对萧衍衔怨很深,于是作此文暗讽。     

“新安二江先生”与“浙派”中期词的繁荣

徽商江春、江昉兄弟扶助下的康山草堂词人,基本上继承了厉鹗＂清幽冷寂＂的艺术风格。在乾隆中叶的文坛上,将＂浙派＂之词发扬光大,是＂浙西词派＂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力量。     

方东树以妙论诗的审美走向

方东树是桐城派最为重要的诗论家之一,其诗论在沿袭桐城派文论道文并重思想的同时,亦体现了重“文”,追求审美价值的走向。其中,他秉承古典诗学以妙论诗的传统,主张“用意高妙”,强调诗歌之美以善为内核,强调了诗教的美育作用;主张“兴象高妙”,进一步从诗歌文学形象这个艺术本质特征的角度,赋予了“妙”字的诗学审美内涵;主张“文法高妙”,在体现以文论诗这个桐城派诗论传统特色之中,亦表述有关诗歌章法、词句等方面的审美要求。     

方东美文艺创造美学观初探

现代新儒学代表方东美有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其哲学研究的前提是在艺术鸽创造欣赏中,觉察创作之理,彰显美感之情,体悟宇宙与人生的和谐圆融。方东美鼓励人们将情感和创意投射到生香活意的艺术世界,以艺术的方式把握现实,感悟生命意蕴,在文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问中,实现超越存在的可能。方东美有关文学艺术创造的审美特性的观点,是研究方东美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切入点,也是方东美文艺美学观的精华。     

“司马谈作史”说质疑

司马谈作史,初唐时提起,之前并无此说。此后直到清代以前,学者只凭想当然,予以断定。清人方苞、俞正燮等根据对《太史公自序》的理解,从《史记》中寻找司马谈遗文,开考证之先河。王国维根据《刺客列传》等三篇的赞中提到公孙季功、董生、他广、平原君子俱与“余”有交往,而此数人行辈“远在司马迁之前”,推测文中的“余”是司马谈。以顾颉刚为代表,后世学者据此认定司马谈作史,并不断推衍,持论也更加肯定。其实,此说立论的文献依据有问题:其一,《太史公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其中的“先人”所指并非司马谈,而是世为史官的司马氏先祖和孔子。其二,“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只能是司马氏先祖和孔子“所次旧闻”,并非司马谈作史之断限,更非《史记》著述的目标。其三,即使《刺客列传》等赞中的“余”就是司马谈,也不能证实司马谈作史,而只能说明司马迁引父语入赞,班固著《汉书》即依此例。总之,“司马谈作史”说,因文献不足征,只可存疑,不能确定。     

有用与无用:方鸿渐形象思想文化意蕴评析

《围城》是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道德寻问一支的提升与改写,方鸿渐是都市世俗漩流中仅有的一点道德的血脉。方鸿渐之所以逃避自我生命实现的责任即自由,一是因为其对现代以来荒诞与虚无的病态人生的消极认同,二是因为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消极面的渗透、影响。     

词是逐渐增长的黎明，是可靠的故乡--杨方诗集《骆驼羔一样的眼睛》阅读印象

诗人杨方,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的驻校诗人,其诗集《骆驼羔一样的眼睛》,以诗“词”题,有一种漫溯的效果,她让词成为她的诗意构成方式,成为一种诗歌的物件,并成为灵魂的一件护身符,从而呈现了她的经世之思与内在情调。故乡,是她的原初的情结,是故乡之于她的纠结和疼痛。花间、草木、流水,是她寻找到的可靠的遮蔽,并逐渐完成一种整合的、有节律的诗性生命形式,市诗性文化的浪漫体验和精神故乡的现实寻根,有机成为整体,完成陶醉和安放的永无止息的生态境遇和精神归宿。秋风,是她获取的清醒的力量。杨方依靠内心的力量离开了自身,观看和瞩望着秋风中万事万物的存在与涅,在精神故乡的永恒追寻中,她保持着对深不可测的生存意图的真诚。     

方东美论道家哲学对佛学的影响

在方东美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变的是一直推崇道家哲学,方东美认为,道家哲学接引了传入的外来佛学,并且帮助佛学在中国本土扎根。他虽然认为佛学理论同道家哲学接触之后,产生的是"交互作用",但是明确地反对学术界关于新道家哲学(魏晋玄学)受佛学影响的观点。他否定佛家思想对当时的道家哲学("新道家哲学")的影响意在表明新道家哲学在佛教传入中国时就已经产生,并非受了佛家思想的影响之后才产生。道家哲学与佛学结合的方式是"格义",导致的后果是印度佛学的"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