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郑风》

孔子说过“郑声淫”、“放郑声”。古“淫”字的用法意义决不是单一的。从《郑风》与“郑声”的关系,政治、经济、风俗等几个方面阐述孔子为什么要说“郑声淫”,从而集中表现了他的功利色彩。古儒经学家评《郑风》大都是对孔子这一提法加以注脚、推衍和发展。     

池莉小说中的母性意识与文化立场

池莉近作《生活秀》中来双扬的形象母性意识的又一次强化。来双扬没有任何母亲角色，却充分地展示了母性的生存关爱，并牢固地树立起她在家庭的中心地位，这个形象与中国女性的原始意象（女神意明）有着深刻的联系，作品以母性意识肯定了市民生活对社会各阶层的哺育特性，由此而成长起来的大富新贵和精英化都与它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语境探微——兼谈其在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冯梦龙情教思想,有其产生的特殊语境。在探寻救世良方的普遍人文关怀中,冯梦龙既不同意异端之学的欲人鳏旷以求清净,也不赞同宋明理学思潮的从道理上做者、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同时也否定了主情文化思潮对情之非完满状态认识的不足。在冯梦龙看来,生在而情在,情为理之维,只有以情为本,慎待人情,情、理兼容,才能最终实现救世的人文关怀。从先秦至晚明情、理关系认知发展过程来看,冯梦龙情教思想建构既体现了对久已断绝的重情文化精神的接续,对理为情之范伦理实践观的纠偏,对情之偏至发展的积极校正,也标志着秦汉以来长期分裂、二元对立的情、理关系认知,在新的时代情势下出现了融合的迹象。     

论《直斋书录解题》分类思想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之分类是吸收《七略》、《七录》以来我国古典目录学分类之精华,又根据时代和学术变化、发展的需要,因时制宜地创新和调整有关类目,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较为完善、对后世图书分类产生较大影响、集宋代目录学分类成果之大成的分类系统。     

冯太后与北魏汉化

北魏文明太后冯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位杰出女政治家,作为太和改制的开创者和主持者之一,对北魏的汉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由于她出身汉族血统,自幼受汉文化的深深熏陶,宫廷生活也使她了解了汉人的治国方略,在掌权之后才能大规模的推行汉化措施,重用汉人,并对孝文帝进行汉化教育,加速了北魏的汉化进程。     

敦煌《常何墓碑》写本“龟蒙积沴,蜂午挻妖”正诂

敦煌所出《常何墓碑》写本对隋唐之际的历史研究有一是的作用,自其面世以来,相关的录文有数家,但对"龟蒙积沴,蜂午挻妖"还未见合理的解释。本文据一些文献记载认为:"蒙"与"午"都不是动词,龟、蒙是山名,而"午"是蜂的变体,指的是蜂或蜂一类的昆虫。     

《聊斋志异》中胡人识宝故事的传承及新变

《聊斋志异》中的胡人识宝母题是唐代盛行的此类故事的末代余响,故事虽然总体框架改动不大,但它并不是刻板的照搬,而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出现了新的特点：故事中识宝者身份与宗教关系密切;宝物与解除人的病痛紧密联系在一起;宝物观念呈现出泛化倾向。胡人识宝母题的新变体现了蒲松龄对传统识宝母题的继承与创制,也体现了作者对识宝者识宝能力的怀疑与思考以及对中外文化交融的认知与肯定。     

再论《韵法直图》呼名的来源与混呼的性质

《韵法直图》呼名多为袭用《韵法横图》而来,是《韵法直图》改动其蓝本《切韵经纬图》的主要内容之一。由于《韵法直图》编撰者对《韵法横图》呼名的误解,以及《切韵经纬图》与《韵法横图》分韵列字的差异,导致《韵法直图》混呼之名与《韵法横图》混呼混列两呼之义不符,混呼是《韵法直图》机械袭用《韵法横图》呼名最直接的证据之一。     

《庄子·寓言》"巵"及"巵言"考

"巵言"既是《庄子》思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庄子》言说方式的重要表现手法。在《庄子·寓言》中,"巵言"之义多由"巵"之义引申而来。历代关于"巵言"义的解说可归结为两个方面:因"巵"声求"巵言"义;由"巵"义得"巵言"义。其中有确切结论,也有附会之说。经考释可知:"巵言"义应由"巵"的"圆(酒)器"及"欹器"之义综合引申而得。     

反义复合词“行止”的形成演变及其认知分析

“行止”由反义并列词组的“行动和止息”义通过转喻的认知方式凝结成词。其词汇化经过两种不同的途径,即偏义复合和周遍性表义,表“行动”偏义和“行为举止”义。词汇化后,又在转喻机制的推动下,产生了“行踪”义、“品行”义。“行止”的整个演变过程是进行概念整合的过程。其中,认知的突显原则、认知上的不对称性、转喻机制等在反义复合词“行止”的成词和语义衍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