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赋体创作中抒情化与趣味化的发展

汉末桓灵之世赋体创作的转变体现在抒情化和趣味化两种倾向。前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题材重大，创作态度严肃；后则着力于开掘曾被遮蔽的世俗情趣，题材趋于细碎，创作态度带有游戏意味。在这两种倾向中，趣味化是更为迅猛的潮流。正是这一点使汉末学区别于忧患深沉、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建安学。     

中国古代报纸发展论要

中国古代报纸有1200年的历史,始于唐代“开元杂报”,历经宋代的“邸报”和“小报”、明清的“京报”。现存的两份唐代的“敦煌进奏院状”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封建官报历经宋代、明清,随着清王朝覆灭而消亡。     

论汉代采诗制度及其对乐府民歌创作的影响

汉代的采诗形式有两种:乐府机构的采诗和政府官员观风俗的采诗,二者的采集对象、采诗目的和关注点不同。汉代政府官吏观风俗的采诗制度促进了汉代民歌创作的兴盛和题材的集中,促进了诗歌写实性和叙事性的增强,导致了诗歌叙事详于重心而略于枝叶的特点。     

时代呼唤崇高--透过《康熙王朝》热映试析影视观众的审美心理

以庄重严肃为基调的《康熙王朝》播出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似乎与这个渐趋消解中心和崇高的时代相悖。实际上,这是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激醒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观众的这种审美心理是影视制作者应该认真考虑的。     

秦朝时期儒家伦理的潜流

秦朝在人们心目中一直是一个严酷的法制社会,实际上,秦朝时期在法制政治之下,涌动着儒家伦理的潜流。儒家的忠、孝等道德标准仍然是重要价值尺度,是行为选择的是非标准。政治上,秦王朝常以法律为工具在民间推行儒家伦理,实行“教化”;要求官吏宽以待民,带有浓重的儒味;对周边少数民族国家实行怀柔政策。秦朝礼制中含有立社稷、修宗庙等儒家古制。秦朝,并不是一个失去了温情的时代。     

《后汉纪》的编撰特色及其史学地位

东晋史学家袁宏所撰写的编年体史书《后汉纪》,是在纪传体史书兴起后、编年体史书地位下降的形势下出现的 ,它在结构安排、记时方法、叙事方法、史论的形式到内容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编撰特色 ,从而更加完备了编年体史书的体例和规模 ,使其成为一种和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史书体裁 ,为促进汉隋之间编年体史书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在中国编年体史书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     

高启生平杂考

高启是明初最著名的诗人,其字号、籍贯和家族成员是研究其生平的基础资料。槎轩和吹台是高启别号,向少有人提及,青丘子之号始于何时却又多有争论。高启的籍贯在史书记载中也颇有出入,其家庭成员向来无人考证,这无疑不利于其生平和创作的进一步研究。考证高启字号在当时的使用情况及其家庭成员的组成,廓清其籍贯异说的矛盾,是本文旨在解决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的宋代理学诗派研究

理学诗派不限于宋代，不过成就较大的、研究较为充分的还是宋代的理学诗派。本文从诗学思想、诗歌创作两个方面总结了理学诗派整体研究的成果，重点评介了邵雍、朱熹这两位理学诗人的研究成果，并对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也提出了建议。     

陈庄体及其在明代诗坛的历史地位

明初的“陈庄体”诗,崇尚理性,追求理趣,是宋诗之余裔,其祖邵雍《击壤》,评诗作诗,以是否合道适理为主要标准,其造语平淡,境界自然,是宋诗以比兴之体,发义理之秘,借景物以吟咏性情,于意象探天人之理诗风的延续。陈庄体脱胎于宋诗但又力图破宋诗之藩蓠,虽重理趣但极少发议论,虽重性理但又反性情作为诗有无风韵的前提。其“自得”理论,把宋诗对自然规律的谐适之理转为对个性自我的张扬,表现出古代诗歌由重理趣向重个人情趣的重大转变,其对“格调”的重视,打破宋人主理不主调的格套,影响了其后的前后七子。其力主情精、崇尚自然之诗思,对明后期重个性的诗歌思潮又有一定的开启作用。     

桑弘羊商业思想探析

桑弘羊的商业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重商思想和商业管理思想两个方面。他认为商业是致富的本源,农工商应全面发展,“本末并重”;同时,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自由放任也会带来许多弊端,主张实行国家调控、发展官营商业来解决。但其商业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