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性视角下长三角协同创新绩效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以江浙沪三地为研究对象,结合三地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制度临近性、认知邻近性和经济邻近性等因素对协同创新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能够促进协同创新绩效的提升;认知邻近性与协同创新绩效的关系呈倒U形。模型测度结果显示,江浙沪地区之间的认知邻近性较高,已对协同创新绩效产生抑制作用;经济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对跨区域协同创新绩效尚处于正向影响阶段。最后基于实证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黄河流域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胁迫诊断与优化路径识别

黄河流域是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的重要支撑区以及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也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安全支撑区和粮食安全基地。但受区位条件、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该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单一化产业体系加重了地区生态环境负担。本文在辨析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主要限制因素的基础上,分析了地区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本底、大气环境、水资源与水环境、生态功能的胁迫特征,总结了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矛盾及需要把握的关系;提出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必须处理好产业开发布局与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格局稳定、重点区域产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重点突破与系统统筹的关系。为此,建议该地区应优化产业发展路径,积极推进以绿色循环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提升产业发展层次;以地区资源环境约束促进能源基础原材料产业规模控制和效率提升;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确定适宜的产业发展空间和生态保护红线,推进重点能源化工基地建设和城市群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强能矿资源开发的生态空间管控与生态修复,实施一批区域性生态环境治理和修复工程。     

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

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基地,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问题直接影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超效率SBM模型测度1997—2017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能源综合效率值,选取核密度估计方法等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借助地理探测器分析能源综合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从时序变化来看,1997—2017年,黄河流域能源综合效率总体呈“高—低—高”的U型变化特征,其中1997—2003年总体呈降低趋势,2004—2010年迅速增长后于2009年下降,2011—2017年持续下降后于2015年上升。②从空间差异来看,黄河流域西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相对较低,中部省份能源综合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而上下波动,东部的山东省能源综合效率优势显著。总体来看,黄河流域地区能源综合效率由非均衡逐渐向均衡转变。③能源综合效率驱动因子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财政分权、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程度,黄河流域省份地方财政支出的扩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才结构的升级、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共同驱动能源综合效率提高。应充分发挥黄河流域地区比较优势,在各项政策指导下加强流域内协作,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力

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状况的重要表征。研究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因素,厘清土地利用类型转换及粮食保障用地、生态保育用地、城乡建设用地的时空变化特征,可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重大战略的规划制定与实施提供参考。本文基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和空间自相关,从城市群、省、市、县多尺度入手,利用7期土地利用数据对黄河流域1970—2015年土地利用状况及变化进行探究。结果表明：①黄河流域生态保育用地和耕地占比多年平均值分别为79.04%和18.64%,表明生态保护和粮食生产是其两大主体功能;②城乡建设用地占比逐年提高,城市群地区是建设用地扩张的主体空间;③黄河流域耕地、生态保育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各节点年份Moran’s I均大于0.75,表明3种功能类型用地具有强空间正向集聚效应,呈现出“凹”字型分布格局;④城乡建设用地扩张以牺牲耕地为代价,同时部分农村居民点用地逐渐转化为城镇用地;⑤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是促进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因素,驱动力因素存在区域差异,在黄河下游的山东、河南,经济水平达到一定规模后,伴随经济再发展不会出现大规模城乡建设用地扩张。     

——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在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影响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综合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102个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大的空间非均衡性,长江上游和长江中游的绿色创新效率基本保持稳定,长江下游的平均绿色创新效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2)加强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限制污染型行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从而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进一步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3)在不同FDI发展区间内,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方向并不相同,存在双门槛效应,跨过第一门槛值8.293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由促进作用变为抑制作用,跨过第二门槛值11.695后,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又再次变为促进作用。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评价

在城市土地-经济社会复合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协调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上海、苏州、无锡和杭州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较高,是综合水平双高型协调;南京、宁波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是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滞后型不协调;镇江、泰州、嘉兴、湖州、绍兴、台州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表现出双低的特征,是综合水平双低型不协调;常州、南通、扬州、舟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高,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型不协调。     

白龙江流域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

利用白龙江流域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变化特征、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白龙江流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曲线线性拟合倾向率在(-34.2～-7.4)mm/10年之间,降水量递减以夏季降水量递减为主,倾向率在(-21.2～-3.8)mm/10年.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气温变化曲线线性拟舍倾向率在(0.10～0.40)℃=/10年之间,增温率以冬季最大,其值在(0.22～0.55)℃/10年之间,秋季次之,其值在(0.15～0.35)℃/10年之间,春季最小,其值在(0.03～0.34)℃/10年之间.年际变化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之后持续上升.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干燥指数变化曲线线性拟合倾向率在(0.09～0.14)/10年之间.近55年来白龙江流域气候趋于暖干化.白龙江流域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倾向率为-28.09m3/(a·10年).从1985年开始下降,突变点在1991年,年际变化存在3～4年、7～8年、12～13年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47～0.71(P＜0.01),与年平均气温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68～-0.46(P＜0.01),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75～-0.43(P＜0.01).降水量减少,气温升高,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     

闽江口湿地互花米草地上生物量的月动态特征

利用2008年3月～10月闽江口湿地互花米草地上生物量等群落特征的调查资料,分析其地上生物量、地上生物量的绝对生长速率和相对生长速率、株高、密度的月动态特征,同时利用spss软件对生物量、株高、密度作相关分析.结果表明:①地上生物量在7月中旬达到最大值,为2658.9g/m2,其月变化经历了一个"增加-减小-缓慢增加"的过程;②绝对生长速率在5月～6月达到最大值,为32.48 g/(m~2·d),之后波动变化,在7月～8月出现负值;③相对生长速率在4月～5月达到最大值,为0.043 g/(g·d),也在7月～8月出现负值;④株高在7月份达到最高点,平均株高达219cm;密度在5月份达到最高点,为208株/m~2;⑤株高与地上生物量呈极显著正相关,而平均密度与地上生物量、平均株高则无显著相关.     

基于永定河流域典型案例区的农业节水技术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指出当前节水技术推广中,存在重视供给而忽视需求的状况。进而以永定河流域的农户调查为基础,结合经验判断和计量实证,对影响农户节水技术需求的直接变量(耕作成本、耕作收益和资金投入)和外部制约因素(自然条件、经营制度、技术观念、整体经济环境、水价标准、水费收取方式和作物结构)进行了研究。分析表明:永定河流域渠灌区的农户使用节水技术的愿望不强,而井灌区有较强愿望。低压管灌方式构成了井灌区农户集体理性决策下的主要节水技术需要。个人资金投入因素对于采用低压管灌技术的影响程度较之于滴灌更高。最后指出了我国节水技术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基本思路。     

金华江流域生态服务补偿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流域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和与同一环境服务的使用者或受益者在空间上的分离,以及生态补差机制的缺位使生态系统管理者没有通过经济激励去改善环境管理,从而导致环境服务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低下.本文利用条件价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评估金华江流域居民环境服务的支付意愿,并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Binary Probit模型分别分析了最大支付意愿及其支付方式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金华江流域的居民中有78.4%的居民家庭具有支付愿意,平均最大支付意愿E(WTP)为24.87元/(户·月),年平均最大支付意愿为298.46元/(户·年).最大支付意愿与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环境相对经济的重要性对最大支付意愿没有显著的影响,了解生态保护概念的受访者平均最大支付意愿并不高于那些不了解的人,这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保护的认识与行为偏差和"搭便车"侥幸心理.受教育程度与环境相对经济的重要性越高,则选择交生态补偿税的概率也越高;性别、年龄、是否经历过污染灾害与最大支付意愿对人们支付意愿补偿方式的选择都没有显著的影响.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必须促进上下游农户和居民、相关企业和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直接参与到流域管理和决策中,实现流域环境共建和利益共享,在此基础上构建流域生态补偿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