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

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宜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活动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若采信历史传流下来的"躁进说",则很多现象均无法解释。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了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论扬雄辞赋的讽谏意识表现与形成原因

扬雄是西汉末年著名的辞赋家,其赋作中表现出明显而强烈的讽谏意识。他在赋中开辟的多种讽谏手法,均服从于作者重视并自觉以讽谏为目的的创作思想。扬雄讽谏意识形成与其受汉代经学思想的影响,又恰值西汉王朝末世,以及他务实尚用的文学思想和沉静深思的性格特征都有关系。     

"气"与古代美学特质

“气”作为我国古代覆盖极其广泛的核心范畴,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现象到世界本原,并与“阴阳”、“五行”等范畴相融合而成为一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对古代美学的本土特性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施洋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活动

关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其爱国主义思想与活动以反对帝国主义政治统治和经济奴役为主要内容，以联合国际上被压迫民族和国内各反帝力量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为主要特色。在救国道路上，施洋经历了由爱国救亡到资产阶级教育救国到资产阶级政治改良直到无产阶段革命的多次转变，在思想和行动上逐步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爱国救亡的有机结合，从而，其爱国主义也得以升华。     

《折杨柳》作者小考

《全唐诗》卷三百三十三所录《折杨柳》的作并非戴叔伦，亦非宋人何汶《竹庄诗话》所言之窦巩，而确应为杨巨源。     

从"人生的教科书"到"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周扬与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较之三

周扬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在中国的接受者和推行者。文中以“人生的教科书”与“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周扬文艺思想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美学的继承与发展,及其在接受和推行过程中的局限性。     

杨景贤《西游记》杂剧之再认识

杨景贤的大型连台本杂剧《西游记》将民间流传的唐僧西天取经故事搬上戏曲舞台。围绕孙悟空这一富有叛逆精神和神奇色彩的典型形象,剧作以曲笔多侧面地揭示了元末深刻的社会危机,但在讴歌被压迫否定现存秩序的反抗斗争的同时,却倡导人们皈依佛门以抗衡物欲的诱惑、摆脱生存的困境;而在让剧中人现身说法、向世人灌输“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的佛教义理的形象化过程中,又对苦空寂灭的宗教禁欲主义予以辛辣的嘲弄,肯定了源自人类自主天性的爱与欲,表现出元末人在日益高涨的市民意识濡染下谋求个性解放的潜在愿望。     

杨昌济与湖南大学的创立

湖南近现代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对湖南现代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主要功绩是：他在20世纪之初就提出要发展湖南大学教育，第一个站出来呼吁创办湖南大学，对创办湖南大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作了严密科学的理论论证和充分的舆论准备，并对创办湖南大学的具体方案、经费、选址、方法与步骤都作了精心筹划。湖南大学正是在以杨昌济为代表的一大批社会贤达的呼吁、推动与共同努力下创办起来的。     

阐释中的差异--论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创作的差异

周扬的双重身份，使他在评价赵树理小说时既能高屋建瓴地看到它的价值，又深谙艺是“党”的艺而有所规避。在《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周扬既确定了赵树理在解放区艺界“方向”性作家的地位，又有意识地对赵树理小说中的不和谐音进行了消解，赵树理的作品在大量普及时，赵树理追求的价值被逐渐置换，赵树理的真实面目逐渐远离了读。     

杨嗣昌旅游文学作品中的诗情与画意

杨嗣昌在旅游学创作中，善于借助传统艺术的“诗情”与“画意”，将自己对山水风光的一片痴情倾注到诗之中，从而创造出让人心旷神怡的艺术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