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艺术"与"为政治"——论郭沫若文学创作主张的矛盾

郭沫若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诗集《女神》和抗战六部历史剧是他文学创作上的两个高峰,而解放后所写的作品却无人喝彩。这种不平衡现象的出现,是其“为艺术”与“为政治”矛盾主张在郭沫若身上的具体体现。探讨此矛盾现象,有利于客观分析郭沫若的作品和更好地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     

黛玉之病的文化解读

本文以病为切入点,分析了林黛玉作为情人、诗人、超世者的独特文化心理构成。以药为线索勾勒了黛玉在贾府地位的变化轨迹。本文注意到贾府中存在大量藏病者这一特殊现象,探讨了这一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     

如何看待创造性叛逆与林纾文学翻译中的"讹"

林纾是中国近代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第一人。然而,他的译本中存在着大量的“讹”,常受人指责。在分析和比较创造性叛逆和林纾文学翻译中的“讹”的基础上,找出了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区别。     

试论林白对女性生命世界的个体化书写

有些批评家认为林白的学叙事缺乏独特的生命体验,其价值“首先并非诗学／艺术上的,而在于体现权力关系的政治化方面”．其实不然．林白的学叙事同样具有诗学价值：这不但表现在林白本中总是流淌着女性独特而丰沛的生命体验,异样而鲜活的生命律动．也表现在林白依仗自己特有的人生体验对女性生命世界进行个人主义的哲学关照．并由此形成的独特的主题话语和审美品格上．同时还表现在她的生命叙事对西方生命叙事的非理性和东方生命叙事的意识形态化的超越上。因此我们说林的艺术世界是个体化的,林白的言说在90年代的中国坛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     

绛珠草与林黛玉——中国传统文学中草的文化内蕴与林黛玉形象论析

从《红楼梦》中林黛玉前生为什么是一株绛珠草这一问题为切入,在参考前人的研究结果——绛珠还泪与神女等上古神话确有相关的基础上,探究了绛珠草来源于神话传说和文化传统的意蕴,分析了绛珠草与林黛玉的外在形象及内在气质的相似,从而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更好地解读林黛玉形象提供了一些参考。     

主体思维与学科壁垒——再谈郭沫若研究中的时空关系

新世纪的郭沫若研究最迫切的课题是打通＂学科墙＂,把分割在各个学科领域内＂不同＂的郭沫若还原为一个统一的郭沫若。其中,思维方式是一条可以贯穿郭沫若整体的红线,思维方式的相通是理解的真正基础。在郭沫若的学术研究中,首先是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陷入了循环论的＂怪圈＂,另外,从郭沫若早期的文学思维看其后来的史学研究,可以发现郭沫若独特的学术＂天赋＂,并在其前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郭沫若学术领域内的＂对称＂思维。这使得郭沫若的古文字研究和对古文字学的学科系统的建立都有着超越性的巨大成就。     

重译林语堂与筛选积淀重译论——兼论翻译伦理问题

重译林语堂,是推动林语堂研究深入开展的迫切需要,对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实施亦有着重要意义。林语堂英文原著的现有译本,不足之处甚多,但也自有其优长。根据翻译伦理对翻译行为的规范,汲取＂筛选积淀重译论＂的合理内核,将其具体化为＂筛选———融汇———创新———超越＂,能为重译林语堂提供必要的理论指导,有助于林语堂英文原著汉语重译工作的积极开展,亦有助于文化的积累与发展。     

胸中自有青山在 何必随人看桃花——林语堂写作观探询

林语堂是学贯中西、誉满天下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他的写作观渗透在他的小说、散文、文化著作和传记文学中。探询他的写作心理,观照其写作理念及审美特征,对于全面解读林语堂的文化思想和指导现代写作都大有裨益。     

近代翻译小说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选择——林纾《黑奴吁天录》“误译”再解析

考察林译小说研究状况,可以发现一个其他课题很少见到的现象:由于研究者学科身份和知识结构的不同,形成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和价值判断,呈现一道特异的"双向景观"。这种"双向景观",一方面形成一种学术互补,而从另一角度看,却又各自存在误区,而且在两个向度之间留下了不小的空白。其实,"双向景观"的两维,可能都对一个问题未引起充分的重视,这就是林译小说的特殊文化生态: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双向"互动"与"渗透"。通过对林译小说的考察,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小说翻译最初以思想启蒙为动力,同时受社会传统文化的制约,为迎合当时接受者的阅读习惯和情趣,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改制创作成分。不过,国人在翻译外国小说的同时,对西方文学从隔膜走向了解,逐渐通过选择、引进、吸纳,革新了中国小说,进而萌育了现代翻译观念。     

林森法治理念及实践

林森早期从事革命活动时就注重运用法律维护人民权益,尤其是在领导福建学生会收回福建矿产等利权、在江西帮助被外国巡捕棍毙的乡民打赢官司的斗争中善用法律,成效明显。林森认为要从根本上维护民权,＂当求之于法治＂。他在担任参议院议长期间,主持《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制定,初步奠定中国近代法治基础。他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极力主张实行＂民治的政治＂,＂法治的政治,而非人治的政治＂,强调＂促成宪政,实现民主政治,为建国的首要目标＂;全国上下都要养成法治的习惯。他自己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法治精神,对国家典章,躬先守法践履,安于＂虚位元首＂的法律定位,不争权,不逾矩,更不以权谋私,＂足为国家法治,垂之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