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与郭沫若诗歌公共性比较

惠特曼和郭沫若在对民族题材的运用和诗歌形式创新中完成诗歌“个体自我”向“民族自我”（“国家自我”）的转化,升华为一种“普遍自我”。惠特曼以美国作为投射对象,以第一人称“我”热情讴歌美国精神,在诗歌中完成自我身份构建。郭沫若诗歌应和“五四”的时代精神,高扬人的个体性,坚持对现实压迫的反抗,对祖国的热爱,把“五四”个性主义的时代精神在作品里成功地反映出来,由此给郭沫若的新诗带来了奔腾豪纵的情趣美。     

感性的厚重与灵性的升华——从“五行”文化看猪八戒到林黛玉的文化赋形

以＂五行＂文化特性建构人物形象,这是中国古代部分小说人物形象叙事的一种特殊方式。＂五行＂之特性影响着人物思想、性格的特性生成,使其成为人物形象叙事的重要原型密码。其中猪八戒与林黛玉属＂木＂,其思想、性格具有＂木＂的文化特性,揭示出＂五行＂作为文化密码对两个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层影响;但两个形象的文化意义、美学意义有所不同：猪八戒是感性的厚重,林黛玉是灵性的升华;猪八戒是喜剧,林黛玉是悲剧。这不仅反映出两部作品思想意蕴的差异,也体现了两部作品美学旨趣的不同。     

谈基础科学研究中的实用主义观点--由《荆国王文公祠堂记》说开去

南宋学者陆九渊所做的《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一文,在对王安石及其领导的熙宁变法进行评价的同时,围绕儒家的“经世致用”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反对肤浅的实用主义。正如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教授曾经针对基础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的“实用化”倾向专门撰写《“实用化”倾向妨碍科学创新》文予以分析批判一样,指出了这种倾向对于科学研究的危害。这对我们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后辈学人来说,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2011年林纾研究刍议

去年的林纾研究,有旧的热点（翻译）,有新的景观。令人欣喜的是,林纾研究的阵地得到了拓展,福建俨然成为林纾研究的＂大本营＂。解决研究比例上的失衡,林纾研究的未来将会更美好。     

文化回归与溯源——以林语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两个中译本为个案研究

20世纪杰出的文学大师林语堂堪称中西文化交融与汇通的桥梁,其英语写作承载着文化传播的职能,在将其作品翻译成中文时,译者必定要考虑汉语固有的各种表达方式,努力将中国文化信息恢复原貌,这就涉及到了回译问题。文章通过对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的两个中译本在还原中国文化元素方面的对比研究,分析译本的成功与不足,进而探讨了影响回译者译文质量的主客观因素。     

画家林纾师承关系研究

林纾艺术上的进阶主要得益于游历中所见的历代经典作品。他以古画为师,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元四家”中的王蒙。王蒙兼有吴历之“精”与王翬之“博”,是中国画学集大成式的人物。而且,王蒙的作品浅白刻露,授人以用笔之法,是可学而可至的美的范式。当然,林纾所认识的王蒙并不完全等同于王蒙的本来面貌。他所关注到的这些侧面,隐约蕴藏着使绘画创作系统化、逻辑化的愿望。其结果是,林纾的作品工稳、细致有余,缘自性灵的特立独行、放旷不羁则很少显现。     

非正面的社会关心——论林语堂后期的小品散文

作为自由主义作家的林语堂，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运用自己心中的文字独抒性灵，将批判的锋芒包在幽默之中，对社会进行非正面的关心，但却遭到众多人的误解和批评，这是由众多的复杂原因所造成。     

译者两难

译者的两难处境是翻译界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本文从文本和句子两个层面着手,以中国两位著名的翻译家(鲁迅和林纾)的翻译为例,讨论译者的两难处境形成的原因,并借用孙致礼的观点,给出解决这两难的方法.     

《国风》诗风探

《诗经·国风》实由 3类诗歌组成 :周民族早期诗歌 ,周入主中原、推行封建化统治以后的诗歌 ,以及被周民族兼容、排挤的南方民族的诗歌。从而形成特征鲜明的南北两种不同的风格。探究《国风》诗风对解读中国文化南北分派之谜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