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司马迁生平考证”的学术—思想史考察——《史记》阅读札记之一

司马迁生平考证已经进入困境,对这一学术命题做学术—思想史考察带有学科反思的倾向。本文指出,司马迁生平考证在古典学术空间不构成独立命题,进入近代,王国维和郭沫若共同为该命题的确立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作为与时代互动的历史学家,在命题的展开过程中,他们既寄托着自己的个体心性气质,又传达出丰富的政治神学内容。     

新时期的“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研究

郭沫若的文艺思想及其创作不同程度地有承于庄子。新时期以来,郭沫若的研究者在“郭沫若与庄子”文艺关系这一领域亦有可贵探索,其探索涉及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泛神论、文艺的非功利观及文艺的“自然流露”说诸方面,这些也正是郭沫若融贯中西文艺思想、促成中国古典文艺美学转向现代的重要表现。     

郭子兴及其后裔与滁阳王庙祭祀

郭子兴可谓朱元璋的“伯乐”,死后被追封为滁阳王,其后裔的生死问题扑朔迷离。有观点认为郭子兴有第四子名郭老舍。明孝宗时,郭老舍之后郭琥取得了滁阳王的奉祀权,引发宥氏为首的庙户的不满。围绕着郭子兴第四子郭老舍真伪,郭老舍后裔与宥氏纠缠不清,最终以郭氏的失败告终,从中不难窥视朱元璋的真实意图。     

《郭嵩焘日记》（卷一）及其史料价值

《郭嵩焘日记》是研究郭嵩焘本人生活、思想最为丰富生动的材料,共四卷,可分为江南之旅、北京入值、巡访津沽鲁东、重返北京、辞官回湘五个阶段。《日记》内容丰富、具有浓重的学人气息,并且记载细致入微、史料性强。郭嵩焘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日常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及起居酬接,如对津沽防务的记述、对在京期间交往活动的记述等等,这些为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材料。     

多重角色的多重超越——郭小川《望星空》新探

郭小川的<望星空>实现了四重超越,即超越自我、超越现实、超越宇宙、超越前人.这是因为:郭小川不但是诗人,而且是战士;更重要的是,他不但是战士和诗人,而且是哲人.战士、诗人.哲人的角色都不是单独起作用的,而是综合起作用的.每种超越都不止依赖于一种角色,而是依赖于双重乃至三重角色.     

蜀中汉碑三题

本文主要对蜀中重现或新发现的三通汉碑的碑文内容和文字进行了考释。其中,简述了《何君阁道碑》的重现经过,对碑文内容及其书体进行了一些考释;对《汉赵仪碑跋》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并对碑文中提及的掾史一职的源流提出一些看法;对《郭择赵汜碑》文字的释读作出补正。     

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上佳导读读本——《四大古典名著文化巡礼》评介

郭瑞林教授主笔的《四大古典名著文化巡礼》一书,摆脱了以往古典长篇小说研究的分析模式,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各篇灵活采用不同的研究视角与写作模式,并运用比较的方法,把四大名著放在同一平台上,用文化的眼光审视它们所释放出来的文化信息。可以说,该书是引导广大读者阅读四大小说名著、解读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生哲学的上佳读本。     

思考与回归：客家文化与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深层构成

作家文学思想的形成依据,一是社会环境为其创造了有利的发展契机,这是外部条件;一是“母根文化”的影响为其奠定了深刻的思想基础,这是内在依据。撇开所谓主流文化的影响,从客家文化视野的角度对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思想进行内在的逻辑论证,认为郭沫若文学创作思想的形成与客家传统文化有着一种天然血缘承传的潜在关系;客家文化的深厚浸染,锻造了郭沫若的创作品格,这是郭沫若文学思想的形成原因及其根本所在。     

郭嵩焘第二阶段官宦生涯与曾氏集团的消长

郭嵩焘第二阶段的官宦生涯正值湘军攻克天京前后,郭氏个人的命运与湘军的命运从而具有了某种一致性,郭氏个人的命运其实也正演绎着曾氏集团的命运,在郭氏个人荣辱的背后,清政府中央和地方权力之争正如火如茶地展开.     

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探因

郭沫若早期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徘徊于纯粹论与工具论之间,其原因主要是：首先、对文艺纯粹论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入的了解,更由于中国文学史没有文学自主的现实经验,使得他面对西方文学自主论的论说时,会觉得非常有道理,回到中国的现实时,又会觉得文学工具论更合时宜;其次、艺术家与革命家的双重身份;第三、争夺文坛话语权的实用主义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