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系”里的“小文章”——读《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

《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为我们再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帅和干将们的阵容.他们笔端流露的是对自己曾经开风气之先的那场奋斗的自信,也是站在20年后的立场斟酌取舍的叙说.蔡元培忽视了周作人,茅盾略过了胡适,胡适批评了陈独秀,郁达夫被“贬谪”……20年后的这次五四新文化干将们的集体回视,是一次此我与彼我的对话,叙说的姿态没有谁是谁非,其中有坚持自我,有彼此分裂.我们庆幸的唯是从他们叙说的姿态中窥见一斑历史的遗迹.     

上海商务总会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上海商务总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资产阶级团体。辛亥革命前其部分成员逐渐看穿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假象,纷纷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同盟会,配合革命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在光复上海之役中,更是通过总会所控制的商团武装力量直接参与革命,促成上海光复,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上海独立后,商务总会又为沪军都督府提供财政支持,最大程度地缓解了军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为辛亥革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历史的节奏:海内外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及争议

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进展呈现出分期鲜明、重点突出的特点。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历史影响与成败之论是学者们最为关注的问题。重新加深对辛亥革命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开拓和深入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而且更有助于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和中国当代问题的根源和本质有更准确和深刻的了解。大陆的辛亥革命研究,无论是从其研究群体、交流范围、发展规模和活跃程度,还是从其学术性、多样性、观念开放性和思想深度来看,改革开放前后俨然有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线。196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热点集中于以下几点:1.辛亥革命的胜利或失败成因、性质以及历史地位;2.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及三民主义的影响;3.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思潮与文化变迁;4.辛亥革命中的人物研究;5.辛亥革命与政党、会党及各社会阶层和团体的关系;6.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7.辛亥革命与地方的关系;8.辛亥革命与海外关系。西方学界在辛亥革命研究方面关注的热点以及所做的开拓则与中国大陆学界不尽相同,西方学者们还逐步把研究的目光从处于辛亥革命中心的历史人物和同盟会革命派阵营转向了其他社会群体,并对推动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深入探讨。总起来看,对于辛亥革命的发生、性质及成败,海内外学术界仍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从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因来看,辛亥革命的性质应该是一场早产的资产阶级革命。具体来说,它是一场由拥有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和理想的革命派所发起的、由具有反对满洲贵族封建专制统治之共同目标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改良派及其在政界、军界、商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代表所支持和主导的、有中下层社会团体参与的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的汪精卫和袁世凯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利用汪精卫,拉拢革命党,调和南北,助其窃取政权;汪精卫则被袁世凯蒙蔽,希望借助袁世凯推翻清朝,实现共和。两者之间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河南红枪会工作的政策与实践

大革命时期的河南红枪会,对北方农民运动的开展有重要的影响,被历来重视农民问题的中国共产党所关注。中共早期领导人在对它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制定了利用红枪会发展农民运动的政策,政策实施的结果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出现了一些失误。     

“惜阴堂”与辛亥革命

辛亥武昌首举义旗后，上海南阳路10号“惜阴堂”宾客云集。“惜阴堂”主人赵凤昌为策动各省响应起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及南北和谈出谋划策，奔走呼号。“惜阴堂”并非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赵凤昌除和清朝旧官僚及立宪派频繁往来外，与革命党人亦过从甚密，赵凤昌是辛亥革命的热心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

1901—1918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读书活动与阅书报社的创建、革命者平等自由等进步思想的传播及辛亥革命前后一系列图书馆法规制度的制定,加速了中国古代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嬗变,促进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兴建高潮,并带动学校图书馆等各类型图书馆的建设,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兴起与发展。     

马拉与"人民之友"

马拉的政治生涯与他创办的"人民之友"有着紧密的联系。"人民之友"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之一,它始终如一地肩负着揭发阴谋和虚伪、教导人民和积极投身于革命的重要使命,是大革命报刊的一个缩影。马拉的宣传活动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法国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特点

大革命时期全民公决的理论依据带有难以克服的模糊性，它只能作为代议制的补充，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一项非经常性的制度。然而，大革命时期就宪法所举行的三次全民公决叉为这一制度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全民公决观念从此在法国落地生根。全民公决虽不存在民意操纵问题，但却有政治派别斗争的成分掺杂其中。这一特点预设了全民公决制度化发展过程中的全部困境。     

列宁的“四月转向”及其限度——从季诺维也夫对“不断革命论”批判说起

围绕列宁的"四月转向"及其限度问题,讨论季诺维也夫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批判。文章从是否存在列宁的"四月转向"(俄国革命是二阶段抑或一阶段)、"四月转向"中的农民问题、列宁"四月转向"的限度(托洛茨基在列宁身后对"不断革命论"的完成)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从而澄清了列宁在二月革命后的理论变化及其与"不断革命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