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诗歌中的管仲评价及文化意蕴

春秋时期的管仲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历史功绩为后人传颂。入宋以来,赵宋王朝积贫积弱,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地位,管伸“攘夷狄”的成就多次为宋人提及。现以《全宋诗》为中心,辅以其他宋代典籍文献,勾勒宋代诗人对管仲功业、品德、治国政策等的评价和接受,为分析宋代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提供佐证。     

“师范”校名英译探究——Normal与Teachers之争

在教育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内众多师范院校开始走向世界,开展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学校校名的英文翻译作为国际交流的重要名片,其译名准确性、统一性十分重要。然而中国众多师范院校对"师范"的英译却存在着不一致的现象,让人疑惑。笔者统计了国内(含台湾地区)百余所师范院校的英译名,发现"师范"存在着"Normal"、"Teachers"、"Education"、"Teachers Education"和"Teachers'"5种译名。结合中西方师范的起源和发展、当前中西方师范院校的实际特点及国际发展趋势,笔者重点比较了"Normal"和"Teachers"两种译法,认为Teachers更能直接准确体现出"师范"的涵义,更能体现出中国师范院校的内涵和特色,也更加有利于中国师范院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论施叔青70年代乡土小说的回归

20世纪70年代,内外两个因素导致了施叔青由现代主义转向乡土文学的创作。在这组乡土小说中,她从文化的角度切入,展示了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现代文明时的失落、摇摆和回归。     

论＂摩史＂在彝族民间信仰中的地位和作用——基于彝文古籍《摩史苏》的文本分析与田野调查

“摩史”、“布摩（毕摩）”和“苏尼”是彝族民间信仰的表达主体,三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摩史”在彝族历史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摩史”与“布摩（毕摩）”一起构成的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曾经是彝族文化传承的有机而高效的模式,逐步恢复这种二维一体的展演模式是保护和传承彝族文化过程中一种值得探索的选择。     

《吕氏春秋》成书年代诸说的清理

由于司马迁在不同地方谈到《吕氏春秋》时,对其成书年代的说法不尽一致,再加上后世一些学者对《吕氏春秋·序意》篇“维秦八年”一语的过分解读,遂致在此书成书年代问题上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说法。诸说之分歧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吕氏春秋》成书于哪一年,二是《吕氏春秋》是否一次成书。而就目前的资料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在此问题上最可靠的答案是：《吕氏春秋》是在吕不韦任秦相国期间组织宾客一次编撰完成,书成于秦王政八年。学者们在此问题上的意见和分歧,反映了在考证古书成书年代时,内考证与外考证既可能交相为用,也可能相互干扰,导致循环论证。     

苏轼易学及其诗学思想研究简

苏轼对易学的兴趣,始于乌台诗案之后苏轼锒铛入狱期间。当他流放儋州之后,苏轼完成了《苏氏易传》。由于苏轼受到易学思想的熏染,从苏轼早年就形成的追求自然适意的人生态度来看,对他通达放浪的思想性格有深刻的影响。苏轼以易学为基础,以其多样化的著作如散文、诗歌、词、绘画、书法等表达他宽广的胸襟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极大包容。宋人如苏轼辈研究易学,好发为宏论,故学术风格导致写诗议论转多,有时会使得诗风在奇趣之下顿失诗格,所以居儋州期间苏轼在师法唐诗风格之下便不得不转而师法魏晋,以渊明为诗,这就是诗歌的流变与延续使然了。     

论《封禅方说》与汉武帝之关系

《封禅方说》原书已佚,无法详考该书与汉武帝的关系.现存《史记·孝武本纪》几乎与《史记·封禅书》完全相同.根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风俗通义》等相关记载,可大略推测汉武帝不得不封禅是《封禅方说》的成书背景,汉武帝时期的方士之风加速了《封禅方说》的形成,以公孙卿为代表的方士群体创作了《封禅方说》.汉武帝晚年对求仙态度的转变是《封禅方说》一书散佚的重要原因.     

论《史记》中的“谓词性X＋时”结构

“X时”是汉语指示时间位置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结构。由谓词性“X”构成的“X时”结构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一结构满足了复杂叙事的需要,其实质是使“X”仂语化,并将两个没有语法形式关联的陈述性成分组合起来,形成有同时关系的表意整体,使句子的语义表达和语法结构更为严密。     

论石君宝杂剧的人物形象创新

石君宝擅长加工改编前代作品,在人云亦云的故事中塑造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形象,如《秋胡戏妻》中劝分不劝合的媒婆,《曲江池》中不认父的郑元和。人物性格的创新为剧情的顺畅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人物性格达到内部统一。他的戏曲真实展现了元代的社会价值观念,记录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冲突、融合。     

王实味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王实味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在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生态关系研究、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思想研究、悲剧成因及影响研究等三个方面均有实质性的收获。因文献散佚和政治意识形态所限,王实味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有其自身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整体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有着重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