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视阈中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对苏雪林与胡适关于文化动态问题通信的考察

苏雪林与胡适关于文化动态问题的两封通信,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长期以来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通信的核心内容并非关于鲁迅的评价,而是抗战前的文化领导权问题。两人的分歧,凸显了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不同视域下,右翼知识分子内部不同的政治文化选择。     

唐宋变革视野下的进士同年关系与党争——立足于苏轼与章惇关系考述

作为北宋后期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人物,苏轼与章惇的关系比较复杂,二人同年考中进士,早年交往密切,一度结为至交,后来随着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苏轼与章惇也由交善走向交恶,昔日的同年挚友变为政坛仇雠。导致苏、章关系恶化的原因不在于个人品德操行的好坏,而主要系于他们政治立场的异同及＂党同伐异＂的政治环境。     

苏轼的文学成就与贬谪

迭遭贬谪使苏轼溶入了现实生活,根植于社会实践中。体察民情,关心民瘼,是他文学创作的源泉;政治受挫,思想成熟,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贬谪是＂根＂,文学成就是＂果＂,贬谪促成了苏轼辉煌的文学成就。     

从被贬所作的游记散文看苏轼思想的转变

苏轼在被贬的路上,从黄州时期的摆脱功利态度,到惠州时期的身世永相忘,再到儋州时期的“寄我无穷境”,一路走来,一路顿悟。文章从他被贬三地所写的游记散文中,揭示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梳理他思想发展的脉络。     

吕不韦与墨辩

墨家总结战国百家争鸣的思维论辩方式,推出辩学元典《墨经》,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典范样式。杂家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兼容发挥墨辩,发展了墨家推理论和语义学,取得重要学术成就,谱写墨辩发展史精彩一页。     

记忆与印象:史铁生的写作之源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记忆与印象作为史铁生的写作之源,经历了极限体验、反思生存、通过写作寻找生存的意义以及把记忆与印象作为写作之源的几个阶段。     

从打油诗到白话诗

参照胡适日后公开的留学日记、私人书信等材料,是重新回溯到新诗的发生这一历史现场的有效途径。胡适尝试白话诗的原始材料与他后来的文学史叙述这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与参差之处,置身其中不难发现从打油诗到白话诗这一命名转型的轨迹,白话新诗的发生与方言入诗的内在关联也由此得到呈现。     

小说称名之“子书”传统与小说“文体众备”之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称名源自＂子书＂,形成了悠久的＂子书＂传统,受其影响,小说的文类属性也带有明显的＂说＂的特点;小说之＂说＂的＂立说＂、＂解说＂属性影响到小说的叙事,形成了主观化的叙事方式;其以＂说＂统＂事＂的言说方式则成为小说＂文体众备＂的学理基础。     

《史通》对《文心雕龙》宗经史学观的批判

刘知几《史通》的创作受到了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撰述形式和史学思想上。刘勰有着宗经的史学观,推崇言经《尚书》和事经《春秋》,主张尊贤隐讳。刘知几批判性地继承了刘勰的史学观,他从史学家的角度对《尚书》和《春秋》展开了批判,提出了隐讳的限度问题,对刘勰的宗经史学观进行了修正。刘知几写作《史通》是出于纯洁的史学理想,而且他和刘勰对经书的喜好情感不同。     

《逸周书》物候事象探微

《逸周书·时训解》作为物候历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继承了《夏小正》的传统,又带有周代文化的特色。《时训解》收集了众多物候事象的＂不时＂现象,从而得出相应的灾祸预言,从事象种类、表现内容、叙事模式等方面展现出与其他物候历不同的寓意寄托。受全书忧患主题的制约,为了达到最佳的记诵效果,《时训解》采用了整齐规整的章法结构,在韵律方面则是套语与韵文的交织搭配,显示了多样性的韵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