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情怀，别样风采——谈高适的“达”与岑参的“奇”

在唐代诗人中,高适与岑参同属边塞诗人,都有从军边塞的经历,都有一种报效祖国的豪气,但一个仕途“通达”,一个生性“好奇”,他们用他们的真性情与极富魅力的妙笔写出了或悲壮或瑰丽的诗篇。     

论胡适对《三国演义》的“批判”

胡适在"章回小说考证"中对《三国演义》着力最少、评价最低。除了胡适所说文学价值方面的原因,他故意隐去的语言和思想倾向这两方面才是主要原因。胡适批判《三国演义》时的"避重就轻"是由其"整理国故"这一文学革命的策略决定的。     

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差异--以“濠梁之辩”为中心之考察

庄子和惠施分别是先秦道家和名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在《庄子》中记载了两人的许多辩论和对话,最著名的辩论就是“濠粱之辩”。通过“濠粱之辩”可以看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之差异。具体来讲有三点：“天地一体”与“天地一指”：世界观之差异;“乐”与“知”：认知方式之差异;“逍遥”与“泛爱”：人生哲学之差异。     

施蛰存与中国新感觉派的“疏离”

施蛰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位有着鲜明创作特色的作家,在文学史上,他同穆时英和刘呐鸥一同被归为“新感觉派”。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施蛰存似乎并不完全属于“新感觉派”,他与中国“新感觉派”存在一种“疏离”。这点可以从他所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作品的内容、自身的古典文学修养等方面进行阐释。     

《新青年》场域中的皖籍作者群及其使命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一纸风行,成为引领国人思想的言论重镇。陈独秀的周围聚结了众多近代知识分子,而皖籍人士最为显眼。在《新青年》早期撰作阵营中,皖籍作者星光闪耀,阵容庞大,令人侧目。地缘关系、师友情缘、革命同道以及思想主张的相互吸引是这一群体聚合的主要缘由。地域情结固然是首要因素,但共同的思想支点才是群体合作和联动的情感纽带和内在动因。     

道安——佛教民族化的重要奠基人——纪念道安大师诞辰1700周年

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一代又一代地滋润着中华儿女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拼搏创新的生命活力。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既包容吸收了中国境内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也吸收了来自外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回顾历史,在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和主体的传统文化之中,儒、释、道三家通过相互比较、吸收和融通,曾不断地充实和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涵,推动民族文化与时俱进,向前发展。     

胡适和丁文江

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开创时期的拓荒者,喜欢谈政治的兴趣,让他和胡适走在一起.他们在工作中互相帮助,特别是处于逆境时互相宽慰和鼓励,成为一生难得的好朋友.     

试论唐代官修史书的利与弊

官修史书是我国古代史学和社会政治之间互动关系的关键环节,在唐朝以前私家修史比较多,大规模的官修史书开始于唐朝,大量的唐代官方编修的史书也为后代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一方面,唐朝官修史书的发展得益于政府的支持,政府设立史馆,选拔优秀的史官并且给他们丰厚的俸禄,使得唐朝的官方修史得以发展;另一方面,官修史书也是弊端丛生,唐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论述到官修史书使得史书的编纂程式化,导致了正史的编写千篇一律,效率低下,史实失真,同时也限制私家史学的发展。     

苏轼《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编年补证

苏词的编年工作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已有编年,然已编作品中只有过半取得共识,尚有大量作品虽编年而互有出入,各持己见,故苏词编年还有工作可做。其中《临江仙》(忘却成都来十载)一词,朱祖谋、龙榆生、石声淮等人未编年,薛瑞生、邹同庆等人编于熙宁十年丁巳(1077),明显有误,曹树铭编于元祐五年正月,然只有粗略结论,缺乏详细论证,文章试作补证。     

苏轼诗歌的哲理思辨倾向

以哲理思辨入诗是苏轼诗歌颇具个性的艺术特征.苏诗的哲理思辨涉及宇宙自然,更主要表现于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其产生具有深刻的社会背景和迫切的现实需要.一方面是对人生困境的体验,一方面是对这种困境的超越,使苏诗的哲理思辨上升到更高的境界.诗的哲理趋归显示了苏诗意蕴深化的艺术倾向.从史诗发展的流程来看,苏诗的哲理思辨突破唐诗情景交融的艺术范式,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拓展了诗歌的表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