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编纂体例上的创新

<汉书>与<史记>相比较在编纂体例上有一系列创新它首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形式;顺应时代潮流,取消了"世家"体裁;在继承改造<史记>诸志的基础上,新创立了地理、艺文、刑法、五行四志等新志;班固以自己的世界观审核了<史记>的各种材料,利用时作了很多增补、移动、删节、订正工作.这些创新在内容上突破了史书只载政治事件和为人物立传的局限性,使读者得以概见一代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状况.这些创新都被以后的史学家所继承,因此,<汉书>在编纂体例上的杰出贡献是应该充分肯定的.这也说明古代史籍的编纂方法大致是在西汉时期奠定了基础的.     

胡适的和平主义

胡适在老子、安吉尔和杜威等人的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和平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以"力"为核心,强调通过力的培育、组织和运用来造福社会.造因论和和平渐进的改革是胡适以和平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案.胡适和平主义的社会改造方案最终归于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和平主义不能为中国革命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有效的答案,在学理上也失之于简单.     

《石鼎联句》是否古茶书之探讨

醉茶消客所辑关于茶的诗文，没有序跋，首页已失，不知原来是什么书名。南京图书馆早先将其标作“《茶书》抄本”，《茶书总目提要》按照清代《茶书》加以收录，其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改定为“《茶书七种》七卷，明抄本”。《茶书七种》七卷现存二份抄本，旧抄本藏在南京图书馆，转抄本存于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所藏本在《中国农业古籍目录》中题作“《石鼎联句》抄本”，副题为“历代咏茶诗汇编”。这些书名不同的抄本，实质上是同一部茶书。     

《诗补传》的著作权考

《宋史·艺文志》于范处义下著录"诗学一卷,又解颐新语十四卷,诗补传三十卷",而今存《诗补传》则只题逸斋,有一些学者推断逸斋《诗补传》即范处义《诗补传》,但均未提出充分的证据.王应麟、严粲多次征引《解颐新语》,这些文字与今存《诗补传》的相应内容相同,是证明范处义即《诗补传》作者的有力证据.     

宋代礼制专篇《宋史·礼志》编纂得失考论

《宋史.礼志》编纂的优长与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首次在正史礼志中采用吉、嘉、宾、军、凶的五礼顺序;五礼俱全,类目分明;富有时代气息;内容丰富,基本揭示了宋代礼制的全貌。但其编纂也有不足与失误,如存在体例不一、编排失序、史实比例失调、史实前后重复与矛盾等问题。     

胡适推崇寿生小说缘由探析

胡适以特别的方式大力推崇寿生的小说可谓是现代文学史上一桩耐人寻味的个案,寻析这个中缘由,既可窺胡适关于小说的美学理念,亦可见寿生小说的特征。从艺术内容看,寿生的小说表现了一种乡土经验,与胡适文艺平民化的美学观念相契合;从艺术精神看,寿生的小说以一种真实得近乎奇特的手法表现社会和人生的悲剧,令人震惊,具有反传统＂大团圆＂的小说模式的功能,实践了胡适所提倡的新文学应具备西方悲剧精神的美学主张;从艺术形式看,寿生的小说用了一种活泼、生动、自由的乡土方言作为语言媒介工具,体现了胡适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美学追求。     

杜威实用主义美学对胡适文学思想的影响

杜威对胡适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哲学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胡适文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等方面。杜威实用主义美学思想对胡适文学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杜威的“经验美学”思想强化和充实了胡适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胡适强调文学创作的真实性问题,认为文学作品要讲求真实,要有经验做底子,他不否认作者的合理想象,但坚决反对凭空虚构。二是使胡适的文学思想呈现出自由主义文学的倾向和风格,主要表现为倡导自由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品格,关注自由主义观念与文学创作的结合,坚持文艺创作的独立和自由。     

胡德海教育研究与学术品格述评

胡德海先生一生以教师为职业,以教育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为主要的学术事业。他的教育学思想的形成有着独特的历史渊源,他的研究成就涉猎了教育学体系的构建、哲学研究、少数民族教育研究、雷沛鸿教育思想研究等领域,其中渗透的学术品格和人格精神给予人们深刻的启迪。     

胡适论"活的文学"——民间文学之文学性探析

胡适在20世纪初使用"活的文学"一词来提炼新文学的本质,概括新文学在语言工具、精神内涵等两个方面的文学性,认为文学语言要"活",需用浅显生动的白话进行创作;文学精神要"活",需有真情感和真思想的贯注,而具有这种文学性的文学在胡适眼中就是白话文学(民间文学).在当时中国文学的实情和时代使命的要求下,胡适所倡导的"活的文学",功绩主要体现为语体革新.民间文学研究者多把胡适的言论作为逻辑起点或常识,继承其全新的文学史观,在使用白话文写作时,因受到西方民俗学的影响,对"活的文学"作为精神内涵的一面逐渐遗忘,而把民间文学导入具有学科意味研究的同时,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日益被遮蔽.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